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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由于野心膨胀，搜罗党羽组织反革命集团，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互相利用又互相争斗，直至最后撞得鱼死网破。过去把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说成是中共历史上第十次路线斗争。 尽管这已经不属于路线斗争，然而至今读起来，仍触目惊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异常活跃，进行了一系列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这时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老革命家成了野心家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为此，林彪就凭借他取得的权力地位，施展两面派权术，利用“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拉帮结伙，组织反革命集团，打击真正的革命家，准备“乱中夺权”。 1966年5月18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林彪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他与叶群经过长期蓄谋的一篇讲话。他搜罗了大量古今中外搞政变的事例，诬陷许多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是资产阶级代表，混到党内，是走资派；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杀人，要篡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联合起来搞颠覆”，他叫嚷对这些人“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 1967年8月，林彪又抛出了一个“八·九”讲话。明确提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 用林彪的话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讲话进一步为其排除异己，扶植亲信，组织反革命集团作了舆论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运动来势凶猛。由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平日作恶多端，无情的烈火自然烧到了这些野心家的头上。他们纷纷向林彪、叶群求救。林彪出于反革命需要，先保了黄、吴、李、邱，后又利用职权对他们委以重任。而黄、吴、李、邱为了报答林彪、叶群把他们“抢救出去”和提拔重用的恩情，同林彪结成反革命联盟，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 黄永胜原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67年1月，广州军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纷纷揭发他。1月28日，黄亲自打电话向林彪“告急”，林彪马上叫叶群把黄招来北京，保护起来。1968年3月打倒杨成武后，经林彪提名任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及军委办事组长。 吴法宪原任空军政委。1965年，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故的第二天，林彪对吴说，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当空军司令，现在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贺龙提成钧当司令就不好办了。由于林彪的阴谋活动，吴法宪当上了空军司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两次保吴，吴感激涕零，当林彪的面大哭一场并高喊林彪“万寿无疆”。 李作鹏是林彪最器重的一个。1962年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为名，派李任海军常务副司令。1966年5月，李利用海军党委召开第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大搞罢官夺权阴谋。中共中央及时制止了李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得知李的电话“告急”，又出面保他。1966年6月，林彪任命李为海军第一副政委。1986年3月29日，又把李安插在军委办事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李曾发誓说： “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和林副主席同生，死和林副主席同死。” 邱会作是林彪的得力干将。1959年林彪上一台，就提名任命邱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邱的品德太坏，总后的广大干部、群众愤怒揪斗了他。1967年1月24日，邱向叶群写求救信，林彪立即派叶群持林彪、陈伯达的“保邱手令”，把邱保出来。1968年3月和9月，林彪又把邱安插在军委办事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邱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 林彪、叶群同黄、吴、李、邱相互匀结一个是拉，一个是靠。林彪要实现他的政治野心，需要纠集一伙人为他充当打手，于是，他用保和提拔的办法，拉黄、吴、李、邱。而黄、吴、李、邱要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野心，就得投靠林彪这个主子。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是林彪、叶群同黄、吴、李、邱等人用阴谋勾结，在一系列反革命犯罪活动中实现的。 罗瑞卿是林彪提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后者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林彪名为国防部长，实则“休息”、“养病”，军内大量实际工作，由军委其他几位副主席、特别是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承担，因此罗瑞卿在军内外的影响和威望越来越大。他对林彪那套“突出政治”、“最高最活”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样，他就成了林彪篡党篡国的直接障碍。 1965年夏秋之间，林彪、叶群就诬蔑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并指使李作鹏从海军的角度，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李立即同王宏坤、张秀川联名写了罗对海军“怀有巨大野心”的诬陷材料。林彪、叶群向黄永胜、吴法宪打招呼，诽谤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罗有野心，要提高警惕”，等等。 林彪、叶群经过一系列的阴谋策划之后，1965年11月底，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李作鹏、雷英夫等人写的诬陷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叶群先用7个小时向毛泽东“汇报”，随后在上海会议上，又用长达11小时作了33次发言。 1966年春，在北京召开的整罗瑞卿的会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齐上阵了，诬陷罗瑞卿是“篡党、篡军、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等等。黄永胜虽没有参加此会，也写信，诬陷罗瑞卿“手段十分毒辣，打着红旗反红旗”。 整罗会议后，林彪也利用“文化大革命”，伙同江青、康生、谢富治，指使黄永胜、吴法宪，对罗瑞卿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揪斗和陷害。1968年3日，“罗瑞卿专案组”写了一个关于罗瑞卿病重需手术治疗的报告，第二日叶群就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彪不同意，罗没有交待出问题，专案组斗争不力，没搞到材料，动了手术就不能审问了，现在不能手术，以后再说。”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命令专案组于8月7日，又重写了一个“为抓紧时间对罗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及斗争，将罗的手术治疗推到秋凉之后进行”的报告，以此逼迫罗端卿承认“罪名”。但罗瑞卿却毫不妥协。林彪一伙对罗瑞卿的迫害长达六年之久，使罗瑞卿的健康遭到极大的摧残。 在上海会议前后迫害罗瑞卿的罪恶活动中，黄、吴、李、邱在林彪、叶群指挥下，始终忠实执行林彪的“整罗计划”。 林彪则认为他们“反罗有功”，是自己的心腹。林彪、叶群同黄、吴、李、邱等狼狈为奸地纠集在一起。 打倒罗瑞卿后，林彪又推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1967年9月24日，成立军委办事组时，杨成武担任组长。但是，刚过半年，杨成武就被打倒了。 因为林彪认为杨对他不“忠”了。杨随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期间，毛泽东曾与杨讲过林彪每次讲话中给毛泽东加的“四个伟大”的头衔。毛泽东说，给我加了四个头衔，我看了很不舒服。林彪回京后问杨：主席讲过我什么没有？杨答，没讲什么。同时，杨成武把毛泽东视察期间的谈话内容，向老帅们传达了。这些都使林彪对杨不满。 杨成武被打倒的直接导火线，是从空军党办内部矛盾引起的。空军党办分为两派，一是空军党办公室主任王飞、科长周宇驰等人一伙，一是党委办公室副科长卫某以及吴法宪的秘书、余立金的秘书等人一伙。双方的后台都硬，互相敌视，但胜利者只能是王飞这一伙，因为他们有林立果——林彪、叶群撑腰。王飞一伙，先是利用卫某说过林彪讲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不科学这句话，把卫某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接着吴法宪按照叶群旨意把单世充关押起来。杨成武批评吴随便抓人，并要吴放人。事情发展成了杨成武、余立金和吴法宪的纷争。表面上，叶群对两方都同情和支持，实际上真正支持的是吴法宪。事态越来越严重，后来吴法宪连杨成武的电话都不接了。一次“杨办”主任在电话中说：“吴胖子这样无法无天，林副主席和主任不知道吗？我要求林副主席给杨代总长作主，如果杨不称职就把他撒了算啦，叫吴法宪当总长！世界上还没有说理的地方？” 1968年3月19日，叶群同林彪商量后，去钓鱼台找江青，伙同江青阴谋策划打倒杨成武。江青早也对杨成武怀恨在心了。因上海红卫兵抄家时，把江青30年代的丑闻和历史材料抄出来了，江青通过叶群叫杨成武派人去上海取回，东西取回后，杨认为事关重大，暂时封存起来。江青大为不满。 一次在怀仁堂开会，她大骂杨成武，并质问杨“为什么拿回来的材料不处理，你要放长线钓大鱼吗？” 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又耍了一个花招。她叫林立果和一个秘书到杨成武家，代表林彪、叶群看望杨。杨当时正在生病。叶群并非真心，而是两面派手法。杨成武直到被捕前的最后一刻，也不知道林、叶已对他下了毒手。 “三·二四”事件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的意义，不仅仅是打倒了“杨余傅”，更重要的是，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取代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成立了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成员的军委办事组。这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进一步篡夺了军事领导权。原来领导军委工作的老帅们，全部被赶下了台。林、叶、黄、吴、李、邱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取代中央军委“合法”化了。这样，林彪反革命集团就以“合法”形式，利用篡夺的权力，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老干部，进行篡党篡国的反革命活动。新的军委办事组的成立，进一步加紧了林彪、叶群同黄、吴、李、邱的勾结，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最后形成。 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到了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时，发展到了顶峰。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紧跟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的增大，其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九大”以后，他们篡党篡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加紧了。 虽党章已明文写上了林彪是“接班人”，林彪却急于把它变成现实。叶群曾对吴法宪说，林彪的身体和毛泽东相比差得远，拖不过毛泽东。林彪自己说过：“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是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泽东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泽东批阅了。 3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问题。4月11日，林彪提出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他说：“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同意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 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 5月中旬林彪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并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设不设国家主席当然可有不同意见，叶群把四届人大看成“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乘机串连一些人坚持设国家主席，最好让林彪提任国家主席。 7月，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8月初，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设国家主席。”8月13日下午，吴法宪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说：“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在会议中间吴打电话告诉了黄永胜，黄即报告了林彪，林彪赞道：吴胖子这炮放得好。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问题上，毛泽东改组起草小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与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大相径庭，多少喻示着毛泽东和林彪关于“九大”以后主要任务的看法上的不一致。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全会方针：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林彪、陈伯达在会上又提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次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 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林彪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 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用唯心主义的“天才”观点颂扬毛泽东，并影射攻击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说是我们胜利的因素中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巩固不巩固。” 与会同志大都以为林彪的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致的开幕词，没有强烈反应。叶群又到处散布林彪讲话是毛泽东事先同意的。并对吴法宪等面授机宜，这样，对于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来，林彪的讲话就是动员令。当晚吴法宪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提出，要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得到政治局的同意。8月23日陈伯达自拟了“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又与叶群连夜选编天才语录。吴法宪于23日、24日、25日先后同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说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并于23日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黄永胜，传达林彪的讲话。黄永胜按照林彪的讲话的口径，讲了起草讲话草稿的要点：拥护林彪的讲话。 陈、吴、叶、李、邱发言，不指名地反对江青一伙。在全会上，他们固然可以发表意见，但是失算了。第一，他们言下之意，是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第二，他们说有人反对提毛泽东是“天才”，说“天才”是“讽刺”。但正是毛泽东本人，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的三个状语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第三，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斗争才写入宪法草案的，不写入已成过去，但是修改宪法小组已在8月12日将这句话写在草案的序言里。8月13日，这句话由序言移至总纲第二条。8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任何争论就通过了。 8月24日晚，李作鹏写信给叶群，密商进攻的策略。全文是：“叶群同志：今天的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发，请你过目。致（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李作鹏8月24日。” 因种种原因，与会者大多数人没察觉叶群等人的阴谋。当时华北组的李雪峰、吴德、解学恭3人签发的、大会秘书处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二中全会第6号简报说：“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指导意义”。简报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毛主席对于叶群等人玩弄权术、攫取权力十分愤慨，他在外地巡视时尖锐地批评：“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与此同时，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由林彪任国家主席，这对江青集团有利，因而江青集团始终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们坚持这个意见是企图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 8月25日，江青一伙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揭露了问题，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上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8月26日、27日，周恩来、康生连续与吴、李、邱谈话，要求吴作检讨。吴于28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打气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又说：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黄永胜上山后，销毁了他的讲话搞。叶群私自撕下了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邱会作一再提出，要从会议记录中剪去他的发言记录。8月26日以后，叶群不断打电话安慰吴法宪：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二人就好，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 此文是严厉批判陈伯达的，指出陈伯达有“野心”。此文既稳住了林彪，又使林彪有感于心。全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受到了批评。 8月31日，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统一口径，强调山下山上无联系，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要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8月31日至9月6日晚，黄、吴、叶、李、邱在黄的住处，交谈各组的会议情况。 9月6日全会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大常委的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及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同时，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这次会议的公报9月10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于全会上的斗争也只字未提。 1966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林立果也戴上“红卫兵”臂章，到南方“串联”去了。 1967年林彪安排自己的儿子走上了政治舞台。同年3月，林立果没有办理正常的入伍手续，就穿上了军装，来到空军。他并非党员，却被安插到空军党办当秘书。7月1日，“入伍”不到4个月的林立果，便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立果到空军后，吴法宪特地派周宇驰、原空军党办处长刘沛丰负责“帮助”。二年后的2月10日，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写了一封亲笔信：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林立果小名——笔者注）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二月十六日林立果的“独立工作能力”没“锻炼”多久，同年10月17日，林彪又指使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在此之间，林彪曾在家里同他谈过此事。 林彪：“林立果在你空军工作不错吧！” 吴法宪：“很好！很受大家拥护！他把你的指示运用到空军，能经常转达你的旨意。他在空军，我们可以经常听到你的指示，对空军建设意义很大。” 林彪打着官腔说：“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各国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也经常想研究空军问题，特别是空军的训练、作战问题。我的时间有限，只有依靠林立果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也是帮助你们搞好空军建设。”讲到此，林彪点到了主题：“我的意见——林立果兼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以便了解空军作战情况、战术问题，这样就可能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略顿片刻，林彪又说：“我的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不会挖你的墙脚的。……” 吴法宪赶紧回答说：“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及对我的栽培，……我完全拥护林立果兼任空司作战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同年10月18日，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副部长的第二天，吴法宪把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驰召集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并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下交给了林立果。 为了给儿子头上戴上“光环”，林彪、叶群策划指挥林立果抛出了一个《讲用报告》。林彪表态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更是大肆吹捧：“放了个卫星。”于是什么“天才”、“奇才”、“帅才”、“超天才”之类的帽子，一个一个地向林立果飞去。 为儿子插上羽毛也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步棋。 在林立果任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吴法宪就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调研小组”的任务名义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握有“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后，“调研小组”的活动更广泛，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小圈子——一个反革命组织。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撮人，连家属小孩，都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 在放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见面了，很想念大家，因此想和大家见见面。” 这时，老奸巨滑的林彪，还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第二天晚上，周宇驰、王飞等召集受林彪接见的人开会，向林彪表示忠心，并按林彪的意见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 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我们要永远拥护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在各个方面都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了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核心是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与林彪的特殊关系。 同年秋，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命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当然是“舰队司令官”。他还根据英文“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的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授意，曾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组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其《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委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他们利用各地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复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为两则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 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例如：十分队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均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1970年10，毛主席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毛主席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批评，全党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讲话，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阴谋败露使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慌，他们一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真相，蒙混过关。一面，开始策划武装叛变。 林彪首先派遣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第一线，加紧了反革命活动。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杭州，搞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阴谋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武装政变的计划。 3月的江南，春光明媚。但一个反革命阴谋正在紧张进行着。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从杭州到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赶来上海。 3月20日，周宇驰到达上海。21日，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等密谋。“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正在起变化。”“毛主席威信高，只要他说一句话，林彪随时可能下台，因此必须要策划武装政变。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 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同时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计划的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 1971年8月中旬，一列火车穿过原野，跨过黄河，直奔长江。 毛泽东乘坐这趟专列，开始了对中国南部的巡视。 77岁高龄的毛主席，冒着炎炎酷暑，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会见“各路诸侯”，引起了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最大关注”。他正躲在北戴河的避暑别墅里，全神贯注地紧盯着毛主席的行动。 毛主席每到一地，就要召集当地及附近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还要派飞机接送。吴法宪便通过这条线，了解了毛主席到达武汉要派飞机把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及广西的韦国清接到长沙，他立即向叶群汇报。 “毛主席和他们谈些什么？”叶群问。 吴法宪答不上来。 当吴法宪报告毛主席到了南昌，并把福州的韩先楚、南京的许世友接到南昌时，叶群她急迫地问： “他到处找人谈话，谈些什么，你真的一点不知道？” “我……是……什么也不知道。”吴法宪嗫嚅地说。 “没法打听一下吗？” “这……我不太方便。”吴法宪十分为难。 毛主席到了杭州，并没叫空军派飞机接送其它省市的负责人，因此吴法宪没得到消息。相反，叶群向他通报了这个情况。她说：“毛主席跑了一路，一定很疲劳，可能国庆前才回北京。”她要吴法宪注意掌握毛主席的动向，及时报告。 吴法宪则表示无能为力。叶群很生气，但心里又在盘算别的路子。 9月6日，林彪、叶群从“联合舰队”得到了一份较完整的情报。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那里得到的。 与此同时，叶群从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情报，而提供情报的是林彪的另一员大将李作鹏。 这期间，叶群对李作鹏也同对其他同伙一样，拉得更紧了。 农历除夕的晚上，李作鹏的大女儿结婚，叶群、林立果亲自登门道喜。叶群还给李作鹏送了一份“礼物”。她当面称赞了李作鹏：“李政委是林总最信得过的人，你们要爱护他，支持他。”她许愿说：“李政委将来要担负更重要的职务。” 然而，李作鹏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从叶群轻率的许诺中，感到林家王朝面临困境。 9月初，毛主席离开长沙不久，李作鹏陪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长沙参观。但却听不到一点毛主席到长沙谈话的内容。 他决心弄清底细。 9月5日上午，他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机场迎接。在到宾馆的路上，李作鹏与刘丰挤在一辆车里。他们约定，第二天早晨到李作鹏住所见面。 到约定时间，刘丰来到东湖宾馆。李作鹏早在房里等着。 刘丰原是武汉空军司令员，“七·二○”事件后平步青云，当上了大军区的第一把手，他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特别敏感。他完全知道李作鹏约他见面的目的。可是，当李作鹏直截了当地问他“毛主席在武汉说了些什么”，他仍感到紧张。 毛主席曾当面告诫他，不要把谈话内容传出去。片刻后，他心一横，开口了： “毛主席在武汉，先后同我们谈了四次。这些谈话实在太重要了，……”他把上身凑近李作鹏，小声说着。 毛主席不仅点名批评了黄、吴、叶、李、邱，还用了“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心里有鬼”，“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等词句；他还谈到：“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人急着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主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给我看。”“庐山这一次斗争，……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 毛主席还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在林彪那里，却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毛主席还说：“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有什么好处？” 毛主席还反复说：“希望你们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在谈到军队工作时，还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会听你的？” 李作鹏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浑身直冒冷汗：“难道毛主席已察觉到林彪、黄永胜想造反吗？” 和刘沛丰密谈后的当天上午10时，李作鹏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回到北京。下午5时，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一起，与外国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会谈。 会谈结束后，送走了外宾，黄、吴、李、邱四人都没走。 他们在一个小时后还要去参加外国军事代表团的午宴会，于是都留在北京厅休息。 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一个角落，迫不及待地把刘沛丰提供的情况告诉了黄永胜。 吴法宪、邱会作坐在另一个角落的沙发里。看到李作鹏神情紧张地把黄永胜拉到一旁悄悄谈话，吴法宪觉得异常。便走过去问： “你们在谈什么？” 李作鹏支吾道，是谈毛主席在武汉的讲话，是从刘沛丰那里得来的。 “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也讲讲吧！” “还是别说的好。”李作鹏推辞说。“你知道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增加负担。” 吴法宪知道李作鹏不愿讲，不便再问，心里却更紧张了。 邱会作在去外国大使馆参加告别宴会的路上，钻进李作鹏的汽车。李作鹏附在他耳旁，悄悄地讲了一路。邱会作的身子在不断地打颤！ 大使馆宴会一结束，四个人分头匆匆回家。吴法宪一到家，便拿起话筒，叫接北戴河叶群。总机告诉他：“叶主任正在讲话。” 过了很久，电话才打通了。他向叶群报告，李作鹏已打听到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并对李作鹏不向他透露消息表示了不满。 叶群说：“吴司令，你不要误会，没什么了不得的事。这事你不要再向李瞎子打听了。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的。” 吴法宪怏怏不乐地放下话筒。他估计，黄永胜或李作鹏早把情况报告叶群了。 这时，在北戴河的叶群比吴法宪还要紧张若干倍。 工作人员为吴法宪接通了叶群的电话。此次通话长达58分钟。 当天晚上9点到11点，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四人，进行了长时间密谈。 接着，林彪与叶群又一直谈到第二天天明。 叶群从林彪房间出来后，又打电话给黄永胜，讲了一个多小时。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 一个疯狂的谋害毛泽东的活动开始了！ 9月6日，告急的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北京打到北戴河96号楼。 一大早，周宇驰给林立果打来电话，报告了顾同舟提供的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报。 下午3时，周宇驰带着电话记录，驾驶“云雀”直升飞机直奔北戴河。 晚上，叶群正同林彪密谈，黄永胜又来了告急电话。工作人员只好说叶群不在。黄急得27分钟内连打了三次电话。 第三次他说：“有重要的事要立即汇报。” 9月8日晚，“联合舰队”的“司令”林立果，带着林彪亲笔写的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并带了叶群给黄永胜亲启的密封大信袋，带着刘沛丰、陈伦和潜回北京。 林立果的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秘密起飞。出发前，叶群打电话到北京毛家湾，对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老虎（林立果小名）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 晚上9时48分，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到机场迎接的，只有周宇驰和空军副参谋长胡萍。 林立果下了飞机，一进候机室，就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很复杂，首长确定离开北戴河，赶快准备飞机。首长对你非常信任，在重要时刻一定要保卫好首长。” 说着，林立果拿出了林彪的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九月八日胡萍一眼就看清了，那20个用红铅笔写的字，是他非常熟悉的林彪的手迹。 林立果收起手令，对胡萍说：“事关重大，要高度注意保密。” 林立果首先向胡萍“传达”了第一个命令。即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挑选“对首长感情深的”，并要胡萍把人员选好后报个名单给他。 说完，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又钻进汽车，向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飞驰而去。 晚上10时过，王飞接到周宇驰从西郊机场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去空军学院，说林立果要见他。 王飞在9月7日从于新野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南巡途中谈话的内容。第二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周宇驰同他简单地说了几句。 “现在形势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得把林副主席保护起来。”周宇驰说。 “当然要全力保护。但是，怎么保护？” “先把主席‘保护’起来，其它事就好办了。”周宇驰阴笑着说。 “这么大的事，得慎重考虑。”王飞听出了“保护”主席的含义。身躯不由颤抖起来。 “这事已同江腾蛟说过，准备由他去办，回头再细说。” 现在，周宇驰来了电话，要他去见林立果，他坐在汽车里，意识到自己陷入凶多吉少的险境，已难于自拔。 他来不及细想，汽车已驰进空军学院的北门，进门不远，左转弯向东约百米，再往北拐，到了南北对称的两幢小楼。 王飞走进北楼二楼的一个房间，只见林立果迈着碎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角落一张沙发上，坐着周宇驰。看到王飞上来，林立果分外亲热地同他拥抱。王飞觉得很不自然。他刚坐下，林立果就说： “现在情况很紧张。有人想整首长，火药味已很浓了。坏人把首长看作眼中钉，竭力陷害首长。” “我们坚决保卫林副主席！”王飞喃喃地表态。 这时，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 王飞看了林彪亲笔写的这20个字的手令，胸口更剧烈地跳动，嘴里却不由自主地说：“我一定照办。”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反对首长、陷害首长的人除掉。 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我们要同时把他们干掉！”林立果收起手令，发布命令：“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你负责。估计南边不会有什么问题，北京这边也好搞，就看你们了。” “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王飞支吾着说：“但是，怎么搞法，还要考虑，钓鱼台我从没去过……” “老周去过嘛！”林立果打断王飞的话说：“你不是有警卫营吗，往里一冲，就进去了。” “动用警卫营不是个小动作，钓鱼台也不是个小地方，没法说服他们行动。” 周宇驰笑着说：“你拿出空军司令的姿态，给他们下命令。” “我怎能算空军司令？……” “好啦，好啦，”林立果不耐烦地说，“不说这个，那是以后的事，将来论功行赏。还是说现在的吧！” 王飞说：“若是吴司令下命令，事情就好办了。”他想把这事推给吴法宪。 “到时候要他下命令，他也非下不可。”林立果说：“今天先谈到这里，你再考虑，成败全靠你了。” 临走，周宇驰到旁边的房间拿出一个大信封袋，交给王飞。信封上写着：“带交黄总长亲收”。背面贴着密封条。周宇驰说：“你把这个交给黄总长，就说是晋草送给他的。” “晋草是谁？” “是叶主任，你一说他就知道。” 王飞离开小楼不久，林立果、周宇驰重新回到西郊机场。 反革命政变的南线指挥员江腾蛟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晚上11点左右，李伟信奉林立果之命，把江腾蛟接到西郊机场据点工字房。 9日凌晨一时许，江腾蛟在客厅里已等了一个多小时。听到外面传来了汽车声，他赶忙站起来。林立果、周宇驰快步走进来。 “哎呀！老政委，情况很严重啊，老周和你讲了没有？”林立果握着江腾蛟的手说。 “老周昨天和我讲了一下，那材料我也看了。” “那好。我们先不谈别的，先给你看样东西。”说着，他拿出林彪手令。 江腾蛟接过手令，认真地看着，林立果、周宇驰站在他两旁，几乎同时问：“老政委，怎么样？” 江腾蛟当即发誓：“为保卫真理，……坚决干！” “好！都坐下吧！”林立果收起手令，三个人在沙发上坐定后，林立果开始传达命令。 “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也只有你才能完成。你是第一线指挥员。要什么人，给什么人；要什么东西，先满足你。你看有无把握？” 江腾蛟思想上早有准备，他不慌不忙地说：“那要看你们用什么办法！” “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林立果唾沫四溅：“第一，用火焰喷射器及四口火箭筒打火车。” “火焰喷射器很厉害，烧透几寸厚的钢板。”周宇驰插话。 “第二，调几门一○○高射炮平射火车，把‘教导队’带着，说有坏人要害主席，以抢救主席为名往前冲。” “第三条呢？”江腾蛟问。 “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趁主席接见时动手。” 这时，江腾蛟沉默了。 林立果、周宇驰都明白，江腾蛟在考虑后路，周宇驰打破了沉默： “你完成任务后，可坐飞机直飞广东汕头。” 林立果打断周宇驰的话：“你完成任务后回北京，我组织十万人欢迎你！……你看，这样干有无把握？” 江腾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不动声色，说：“这几条都用上，而且要有效，可能有五六分把握！” 周宇驰说：“有七分就可以干。” 江腾蛟说：“不行。这和打仗不一样。打仗可以，第一仗没打好，可组织第二仗。干这种事，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 林立果说：“你先说这三条办法行不行？” 江腾蛟说：“第一条：火焰喷射器空军没有。就是有，我们也不会用。要战士打，战士不干，而且还会先把下命令的人打死。” 林立果说：“火焰喷射器我给调。战士不干可骗他们说有人在车上搞阴谋，要害毛主席，叫他们去救。” 江腾蛟说：“第二条，向主席专车旁调高射炮，一动就会被发现。再说，主席的专列是防弹玻璃，步枪、机枪打不进。 车上的警卫只要抵抗半小时，附近的部队就会赶来。要‘教导队’去冲火车打主席，他们也不一定干。” 林立果说：“龚著显、蒋国璋、郭永诚不都给你当过秘书吗，还不听你的？” 江腾蛟说：“要他们干这种事，就不一定听。第三条，要王维国自己动手，不知他干不干。枪要是带不上主席专列，又咋办？” 江腾蛟一席话，说得林立果、周宇驰没了主意。林立果说：“你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你是第一线指挥员，听你的。” 江腾蛟说：“这种事也没有给王维国商量，不知道他愿不愿干。部队是他的，具体事情还是要靠他做。部队也不一定听我的。” 客厅里又一阵沉默。 这时，李伟信进来，打破了僵局。他建议叫陈励耘干。并说，把陈励耘的家属、孩子都弄走，逼他干。 江腾蛟说：“谁去说服陈励耘？” 周宇驰说：“你和于新野去。” 江腾蛟说：“还是叫于新野一个人去吧！” 林立果说：“于新野现在在杭州，明天他从杭州回来，看是什么情况再说。” 林立果在房间里来回转着，江腾蛟则坐在沙发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突然，周宇驰跳起来说： “机场附近有油库吗？能不能爆炸？” 江腾蛟说：“油库是有的，但能不能爆炸，我不知道，烧着总可以吧！” 周宇驰说：“我们可以把油库烧燃，然后带部队去救，混水摸鱼把主席抢走。”他要江腾蛟把油库的位置画出来看看。 江腾蛟拿出铅笔，画了油库的位置和毛主席的专列停放的位置，一边画一边说：“这是个好办法。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 林立果看了，高兴地说：“这是个好办法。” 周宇驰说：“明天我再找人了解，油库能不能爆炸。现在，主席在杭州已住了几天，要快，他一走就无机会了！” “好吧，先谈到这里，以后再研究。”林立果站起来说： “首长说了，谁完成任务，就是开国元勋！” “完成了这个任务，什么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任他挑。” 周宇驰插话说。 林立果说：“这件事可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否则，我们都要完蛋！”他用手在后脑勺上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 周宇驰说：“要特别注意防止叛徒。” 林立果恶狠狠地说：“谁叛变，就杀他全家。” 江腾蛟一走，林立果、周宇驰也离开了西郊机场工字房，回到空军学院的小楼。 那里，已聚集了他们准备接见的第三批人马。 空军学院小楼的会客室，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拉上窗帘。林立果穿着衬衣，腰挎手枪，一会儿双手插腰站在房间中央，一会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气势汹汹地向坐在周围的刘世英、刘沛丰、李伟信、程洪珍等人训话： “现在形势严重，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就是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 林立果拿出林彪手令，给大家传看。 几个人纷纷表态要听从指挥。 林立果挥挥手，说：“现在，他们正在做黄永胜的工作。 攻下了黄永胜，就要搞首长。黄永胜态度好，我们不怕。政治局开会，如要摊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会先开枪，毙了他们！” 在场的人瞪着眼看着林立果。 林立果环视了一周，杀气腾腾地说：“我们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就是武装起义。准备在国庆节前解决。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王飞和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把空军司令部抓起来，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 “现在就是靠少壮派起家，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可当副司令，李伟信可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重用。有叛变的，毙了他！他妈的，成败在此一举！” 程洪珍插话道：“胜则王，败则寇！” 林立果声嘶力竭地喊道：“败了也不是寇。搞成了一切都好，失败了就打游击，坚决彻底干下去！” 陈励耘正在看电视，王明鑫跑来把他叫出房间，悄悄说： “于新野已到杭州，晚上8时要见你。” 早在3月间，林立果在杭州为制订《“571工程”纪要》作准备时，曾与陈励耘约定：以于新野和王明鑫为各自的联系人，“有事”时可以通过他们两人联系。林立果还交代陈励耘：“毛主席来杭州时，通个气。” 现在，毛主席正在杭州，于新野突然出现，是什么目的，陈励耘心里十分清楚。他看了一下表，8点快到了。他对王明鑫说：“安排在医院见面吧！” 陈励耘和于新野在医院见面时，已9点过了。不出所料，于新野开门见山就问： “主席同你们谈话没有？” “主席点了我的名！说我是吴法宪组织的八个人之一。我还要向主席作检讨咧！”陈励耘懊恼地说。他一想起同毛主席见面的情景，就心惊胆颤。 9月3日深夜，毛主席到达杭州。陈励耘等人前往迎接。 一走进毛主席的车箱，陈励耘就感到，毛主席对他十分冷淡。 当工作人员把他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劈头就是一句：“你在庐山犯了错误了吧！” 陈励耘吓了一跳说：“是，我有错误。” 工作人员让陈励耘等人在沙发里坐下。刚坐定，毛主席又说： “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吴法宪搞一套，你们就跟着跑。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三个副词‘全面地、天才地、创造性地’删去了么！你也不看一看文件？！” 陈励耘战战兢兢地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 “你们在山下没有讲什么？”毛主席又问。 “就是在山上那一次。”陈励耘辩解说：“会前，在山下，我与吴法宪没见过面。” 毛主席说：“要学习《国际歌》和列宁那篇文章。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 使陈励耘害怕的不光是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在毛主席到达杭州的当天，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毛主席离开他乘坐的专列，到了杭州的住所。陈励耘事先在门口迎接。毛主席见到他时，不悦地说： “怎么又来了？” “我是分工管这件事的。” 陈励耘说着，灰溜溜地躲开了。他从毛主席这句话里，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岌岌可危！ “今后我们还要受压，检讨是难免的了。还要有一段不好过的日子。”陈励耘说着，两眼望着于新野，试探于新野的反应。 靠近茶几的地上，放着于新野带来的一个手提包，里面放着一台录音机，录下了陈励耘介绍的情况。 于新野扭过脸来，避开陈励耘的目光，同时，把手伸进提包关上了录音机。 “要是检讨几句就能过关，就好罗。”他又回过头来，盯着陈励耘：“事情很明显，人家不会放过我们。林副部长已作了计划，北京那里也准备好了。这里就靠你啦！” “我这里怎么搞呀？”陈励耘心里一惊。 “林副部长考虑，可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 “我这里没有可靠的飞行员，干这事不能随便抓一个人就行动。”陈励耘很想推托。 “这个你不用愁，会给你派个人来。” “好吧，”看到于新野那逼人的眼光，想到叶群、林立果的心狠手辣，想到他们背后的“首长”，陈励耘明白，如果自己硬要推辞，也是死路一条，“反正这么回事，那就干吧！” 于新野同陈励耘谈了差不多一个通宵。第二日上午，于新野回到上海。下午3时许，王维国来到巨鹿路招待所，再次与于新野密谈。于新野向王维国谈了毛主席到杭州后的情况，介绍了同陈励耘谈话的情况。他说： “陈励耘态度不错。不过，不管他那里怎样，还是首长的意思，你还是要准备以你这里为主来搞。上海是常来常往的地方，是回北京的必经之路。” “这件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王维国面有难色。 “只要下决心就不困难，咱们有飞机，有高射机枪连，有‘教导队’，条件比杭州好。你用飞机把专列一扫，先打车头，车就不能动了，再用高射机枪连把停车的地点一包围……” “那不行，那个地方墙太高，不好进。” “你用三个高射机枪连一打，再用‘教导队’一冲，不就解决了。” “要是主席不在专列上呢？住在招待所，四周都是上海警备区的警卫营，就不好搞了。” “那就在路上搞，行不行？” “那比在招待所好搞。” “主席坐的是保险车吧？” “是的。” 于新野思考了一会，说：“你在西郊公园门口放一挺高射机枪，‘教导队’先在那里隐蔽好。到时候机枪一扫，‘教导队’一冲就解决问题了！” “这，……”王维国迟疑着，不再吭声。 看到王维国有顾虑，于新野又说：“你要想法搞好，首长对你报很大希望，准备叫江政委来帮助你。搞了以后，首长可以出来说话。如暂时有困难，还可到天目山去打游击，那时陈励耘还可以来接应你们。” 王维国仍不放心：“这里边问题可多着呢！” 于新野与王维国密谈了个把小时。他要乘当天四点半的飞机回北京，时间已很紧了。便说：“今天就这样，有什么问题，等江政委来了，你们再具体研究。” 王维国也表态说：“首长的命令，我一定服从，听指挥，请他放心。” 于新野告别王维国，仍由蒋国璋陪同去机场。途中，他同蒋国璋一起察看了毛主席的专列预定在上海停车的地点。 “现在老人家要整首长，要杀我们的头，只有拼了。”于新野对蒋国璋说：“不拼是死，拼不赢也是死，两死一生。” 王飞轻轻推开卧室的门，妻子还是醒了。她睡得不踏实，她在等他。 “这么晚才回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妻子随口说，却发现丈夫的脸色不对，她着急了。 “出了什么事？” 王飞经不起妻子催问，便把林立果与他谈话的内容简单讲了一下。妻子着了慌： “这个小的怎么这个作法？他是你的下级，又是孩子，你可不能听他的。” “不是‘小的’，是‘老的’。他给‘小的’带来一封亲笔信，要我们照‘小的’命令办。” “这不是找死吗？快去报告吧。” “他们到处都有人，搞不好传到他们那里，更糟。” “那你赶快生病，想法脱身。” “现在病也不行了，晚了。要是七号那天病就好了。” “可总得想个办法呀！” “我想法拖。他们要用警卫营去搞，我说我没法动员，把它推给吴司令。” “这种事，搞不好将来都要灭口。” “倒霉的事让我碰上了，只好先应付眼前，以后再说。”王飞无可奈何地说。 …… 午夜已过去，黎明却还离得很远。他们盼望这难熬的黑夜快过去，又害怕等待着他的危险的白天。 9月9日的白天到来了。 尽管夜间在妻子的面前王飞十分犹豫，但到了白天，他又卷进了罪恶的阴谋。 上午，他同警卫营副营长谈了话，向他了解了警卫营的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 中午，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打算联系送那个信封袋的事。总机问黄永胜的秘书：“接不接？” 秘书感到奇怪：一个军种的副参谋长，直接找黄永胜讲话，过去是没有的。就对总机说：“首长已休息了，不接。” 午后不久，周宇驰给王飞打电话，又要他立即到空军学院小楼去。他一进门，便向林立果、周宇驰解释：给黄永胜的东西没送成。 “那不急，以后再说。”林立果说，“钓鱼台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 王飞说：“我想了一夜，困难很多，最大的困难是无法说服部队。” 林立果说：“管它三七二十一，坐上大卡车往里冲，冲进去见人就打，打了就跑。” 王飞说：“北京不准带武器进城，不等你到钓鱼台，就把你拦住了。再说，北京卫戍区部队很快就到，就是冲进去了，也跑不了。” 这时，有人报告林立果：江腾蛟已在西郊机场等着。 林立果对王飞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先去和江腾蛟谈谈。” 王飞跟着林立果、周宇驰走进“工字房”，打量着站起来迎接的江腾蛟，江腾蛟握着王飞的手，紧盯着王飞。 林立果摆出“司令官”的架势，开宗明义：“你们两位是南线与北线的指挥员，你们的任务都已明确了。现在请两位来，研究一下南北两线协同配合及通信联络问题。” “参谋长”，周宇驰补充道：“南线和北线要同时下手。但是，动手的时机要看南线情况来定。上海方面动手了，北京才能动，首长的一贯思想是，必须做到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才能打胜仗。南线与北线要配合好，通讯联络一定要搞好。通讯工具一定要保证，还要商量好联络用的暗语。”说着，他把眼光射向王飞，示意王飞先发表意见。 王飞迟疑了一下，试探着说：“我看通讯工具主要是靠无线的。有线的怕靠不住，到时候不一定联得上。” 林立果说：“不能光靠一手。有线的也要准备。到时可以提前把线路占起来，随便什么事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有情况再讲正事。”他看到大家点头表示同意，便下结论说： “这个问题就这么办。你们再考虑，提出具体方案。” 接着讨论商定联络暗语。 “现在，再研究一下行动的具体方案。”林立果改换话题说：“先研究南线。”他问江腾蛟：“江政委，除了昨天讲的，你考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江腾蛟喷着烟雾，没马上回答。他想让林立果、周宇驰先亮底牌。 周宇驰见江腾蛟不吭声，便问道：“杭州到上海的铁路线上有桥没有？有桥的话，我们可以来他个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那一带是水网地，桥肯定是有的。问题是：那些桥都是陆军守着。” 王飞也提出问题：“要炸桥，不知道专车什么时候来？” 周宇驰说：“这个问题好办。杭州一发车，陈励耘就会告诉我们。” 江腾蛟又问：“空×军有没有炸药？” 林立果说：“他们在修洞库，有的是炸药，会搞爆炸的人也多。” 江腾蛟说：“要炸铁路桥，不如在苏州到到硕放那一段搞。 那里有一座小桥，附近又无陆军部队。前年战备时，还给那里的空××师配了一个加强营的武器。问题是如何动员部队。” 周宇驰说：“那好，就在硕放搞。对部队就说有人坐着主席的专车搞阴谋活动，中央军委密令××师炸掉这列火车。” 林立果说：“这个办法好。这样我们就有两手了。先在上海搞，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搞。硕放机场我去过，那个地方好搞，我们可以在那里多埋几处炸药。对××师就说，那列火车是坏人搞阴谋活动的流动指挥部。” 江腾蛟想找个替死鬼：“得再派个得力的人到硕放去。” 林立果说：“那好办，我们舰队有的是人才。” 江腾蛟觉得这个问题讨论得差不多了，便想再摸摸北京方面的底，便问王飞：“你搞钓鱼台，准备用什么力量？” 王飞说：“我有什么力量！只有一个警卫营……” 林立果打断王飞的话说：“南北两头，我们有一头就行。” 他给同伙打气说：“即使两头都不行，我们还有根据地。” 周宇驰帮腔说：“这一步不行，下一步到根据地去，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搞南北朝，再不行，还可以组织流亡政府！” 晚上9点过，周宇驰把王飞叫到空军学院小楼。 林立果问：“想到好办法没有？” “还没有。” “我就不信，我们就那么无能。”林立果叫人拿来一张描画的钓鱼台图，比划说：“我看就坐上大卡车，从这两个门同时冲进去。枪一响，里面就乱套，那么高的墙，里面的人想跑也跑不掉。” 王飞又把硬冲不行的道理讲了一遍：“空军带着武器进不了城。即使冲进钓鱼台，很快会被包围，而且不一定能抓到要抓的人。” 周宇驰说：“硬冲不行，可以小股隐蔽进入，晚上到门口把哨兵一抓，就进去了。” 王飞说：“那得对情况很熟才行。” 林立果说：“老周对那里熟，他带你去，你准备好人。” 王飞说：“我去可以，问题是部队不好动员，再说，晚上铁门经常关着，里面又有哨兵，游动哨……” 林立果不高兴地打断王飞的话：“我们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总能想出办法。……今天就这样，你再想想。” 临走，林立果对王飞说：“你不要怕，我们不是孤军。搞起来以后，你直接听黄总长指挥。明天你把东西送去，先认识认识，但不要暴露我在北京，就说你从北戴河回来。” 9月10日，王飞按林立果的要求，去给黄永胜送信封袋。 上午11点过，出发前，周宇驰来了电话，告诉他黄永胜现在的地点，叫他赶紧去。还说：“林副部长请你顺便把毛主席在南方的谈话内容给黄总讲一下。” 王飞不敢再拖，立即给黄永胜打电话。 秘书听到又是王飞，并说有重要事，不敢再不报。他要王飞等着，便去请示黄永胜。出乎秘书意料，黄永胜啥也没问，就说：“让他来嘛！” 秘书和王飞都不知道，其实叶群早把王飞要来见黄永胜的事在电话上给黄永胜讲了。 王飞见到黄永胜，立即捧上那个神秘的大信封袋。黄永胜接过看了一眼，没拆，便放到一边。他问王飞：“林副主席身体好吗？叶主任身体好吗？”好像他已很久没同林彪、叶群联系了。 王飞一一作了回答，又讲了毛主席在南方谈话的内容。 四天前，正是黄永胜向叶群报告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林立果此举，是想黄永胜与王飞之间建立起非同一般的关系。 对此，黄永胜当然明白，但是，这个搞政治斗争的老手不想轻易亮相。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毛主席谈话的内容，他既不暴露出已经知道，又不表现出很感兴趣，既不流露出不满，也不表示赞成。 20多分钟后，王飞告辞了。 后来才知道大信封袋里装的是一盒菠萝糖，一件尼龙背心，此外别无他物。 在王飞与黄永胜见面这一天，在北戴河的林彪又亲自作了进一步安排。 9月10日早晨7时58分，刘沛丰带着北京市地图及许多文件，乘飞机到北戴河，向叶群汇报。 上午10时半，叶群把刘沛丰叫到她的办公室，一直密谈到中午12点。接着，叶群又与林彪进行密谈。 下午6时31分，刘沛丰返回北京，带回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 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林彪这不是一封普通的问候信，而是反革命集团内部的一封“接头”信，是林彪发出的又一手令。 林立果拿到这封信，没立即交给王飞，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林彪在这封亲笔信上没写明日期，就是为便于林立果根据阴谋活动进展情况确定时间。 从9月8日夜里到10日，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等进行了两天两夜的紧张密谋，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把握的办法。 10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再次密谋，王飞又提出一系列困难。面对着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周宇驰有些犹豫了。他试探着提出：“看来，还要从正反两方面再考虑考虑，究竟搞不搞？” 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收得住吗？” 王飞赶紧说：“没问题，收得住。” 林立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先不搞吧！我给北戴河打个电话，反正搞不搞还得我这个前线司令来确定。这次就算思想拉炼吧！不过得绝对保密。” 根据林立果的决定，李伟信立即给江腾蛟作了传达：“林立果说，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收的余地。” 当晚，王飞回到家里，把暂时不搞的情况告诉妻子。妻子高兴地说：“这可好了，我两天没吃饭了。可是，这事并不算完，要赶快设法防止灭口。我去找医生，想办法把你搞哑了，你不会说话，不可能泄密，就不会遭灾了。” 王飞苦笑说：“哪有那么简单，嘴不能说手还能写呢！” 妻子无奈地说：“先别急，过几天，要病就病得重一点，最好来个脑震荡，什么都记不得，就好了。”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这辈子就算到头了！” 但是，过了一夜，事情又有了变化。 9月11日上午11点过，周宇驰给王飞打来电话说：“情况有变，昨天我们研究的不行，通不过。叶主任给林立果打了电话，并发了火。你赶快来研究一下。先到空军学院礼堂，我派人来接你。” 这个电话刚打完，林立果又来电话：“主任刚才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少不了也得抽几下，先给你说一下，有个思想准备。现在势在必行，不能再动摇。先告诉你，以后你的代号叫‘阿飞’，周宇驰的代号叫‘铜铃’。” 王飞听了很紧张：“知道了，我马上到你那里去。” 话刚讲完，还没放下话筒，总机说：“请不要放，叶主任来电话。”接着，电话里响起了叶群的声音： “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到了。”叶群假惺惺地说，“林副主席对你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要抓紧办。” “叶主任，请放心，我们一定抓紧。”王飞惶恐地回答。 “听说你有顾虑，总想‘抽梯子’。”叶群的语调突然变得严厉起来：“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形势逼人，不能不这样搞嘛！” 王飞连忙分辩：“不是怕，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想活到五十岁呢！是不好搞，人家队伍很整齐，搞得很严密，怕搞不好连累你们。” “林副主席历来说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也不会亏待你们，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一番利诱以后，叶群阴险地说：“你们忙活了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好不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现在是一根绳子把我们拴到一块了，想脱也脱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听了更加恐慌，辩解说：“我考虑的是有困难，怕搞不好你们也连累了，不是别的。” 叶群紧接着说：“有困难想办法么！哪有不困难的事？你还有人帮助你们呢！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指毛主席）到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连忙表态：“我马上去和他们研究，一定尽力去办。” 这时，叶群又装出一副关怀的样子。最后她说： “我们一切都托给你们了。你们赶快研究，下午六点钟给我回话。” 王飞放下话筒，瞧一眼手表，已快12点。他来不及吃饭，急忙去见林立果。 王飞先坐汽车到空军学院礼堂前面，在那里换乘前来接他的汽车，向西郊机场驰去。 “工字房”客厅里，坐着林立果、周宇驰，还有江腾蛟。 王飞刚坐下，林立果就说： “主任来电话抽鞭子，决定还是要搞。现在不搞不行了。 昨天讲的不算数。现在要抓紧研究怎么搞。江政委、王副参谋长都来了，你们讲讲，有何想法。” 王飞没吭声。江腾蛟也没吭声。 林立果看了看江腾蛟，又看了看王飞。两人都皱着眉头，林立果估计，是因为挨了叶群的鞭子，心里不痛快。为缓和气氛，他说： “老实说，主任一抽鞭子就坏事。她搞拉拉扯扯可以，办正事不行，庐山会议坏了事，固然吴胖子是个草包，没有用。 要不是主任瞎指挥，也不会败得那么惨，搞得首长很被动，简直把首长气坏了。这回好了，她在那里干着急，整天睡不着觉，又哭又闹，又是上吊，还要在电话里唠唠叨叨。” 林立果这么一讲，江腾蛟的胆子也大起来了：“干这种事，光抽鞭子不行，打仗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干这个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行。” “不是我们不干。我是说，干这种事要慎重。”想到刚才叶群的电话，王飞也发了牢骚，“干不成，不光我们完蛋，统统完蛋。” 王飞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给在场的人都投下了阴影。客厅里又一阵沉默。 林立果一看势头不对，赶忙改变口气：“这次不一样，是首长下的决心。首长的决心不会有错。现在决心已定，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他看到大家仍不吭声，便换个题目： “为了保密，我们都要有个代号。原来的代号也要改……” 然后是讨论，但始终找不出一个一致认为有把握的办法。 林立果看到，这样讨论下去，一定不会有结果，而且会消磨大家的“意志”。他突然说： “咱们先别谈了。把老关请出来，与大家认识认识。” 在于新野陪同下，一穿陆军服装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大家都站起身来。林立果拉着这个人的手，介绍道： “这是关光烈，在首长办公室工作过，现在是陆军××师政委。” “这是首长的‘关云长’。”周宇驰笑着，话里藏刀，“不过，他可不会演华容道。” 关光烈的出现，是江腾蛟和王飞没料到的。但是，江腾蛟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林立果很重要的一着棋：他们面临的“任务”，不是在空中，主要在地面；而要在地面“解决问题”，还得靠陆军。 “生力军来啦！咱们在上海见过面。”江腾蛟高兴地使劲握着关光烈的手，“你是实力派哟！过五关斩六将就靠你啦。” 两天前，林立果、周宇驰就已考虑到这个问题。到哪去找一支可供他们“调动一切”的陆军？ 林立果想到了关光烈，想到了这个曾经在林彪办公室当过秘书，同自己的关系很密切，现在正在陆军的一个师里当政委的关光烈。他立即把关召到北京。 当晚10点，林立果、周宇驰一起到反帝路空军招待所来看他，跟他谈了当前的“形势”，给他看了林彪的手令，并向他提出了调部队到北京攻打钓鱼台的要求。 关光烈感到突然，却并不慌乱。 关光烈走进“工字房”客厅，林立果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们师有几个团，有什么炮？” “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团，有榴炮、加农炮、迫击炮。” 关光烈拿定主意，凡问到部队情况均如实回答。 “有火焰喷射器吗？性能怎样？” “师里有一个喷火连，有12具火焰喷射器，能喷50到70米远，对封锁枪眼、打易燃物有作用。” “有火箭筒吗？” “每个步兵连有两个。” “部队多长时间能调出来？” “按战备规定，6到8小时可以行动。” 林立果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一圈，面向关光烈站住说： “今天请你来，研究两件事：第一件，把你们的喷火连调到上海去，由江腾蛟指挥；第二件，从你们师调两个营的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打钓鱼台。特别是到上海的喷火连，要快，你看怎样？ “调动部队个人没权，要经党委讨论，上级批准，由作战部门下达命令，个人谁也调不动，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手续很多”。 林立果一听傻了眼，又问： “你们部队与北京有直通电台吗？” “师以上和总参都有直通电台。” “把你们的电台与空军的电台沟通，不就可以冒充军委下命令吗？” “呼号频率不一样，联不通，还要配密语，这不好办。” 林立果无奈地对王飞说：“打钓鱼台的事，只好靠空军的警卫营了！” 王飞说：“穿着空军服，带着武器，进不了城。” 林立果说：“服装可以换一下嘛！” 王飞问关光烈：“你能解决二百条黄裤子吗？” “这个问题不大，我回去看看，可能仓库里有。” 王飞说：“不过，要战士换服装，总得说明原因，……” “钓鱼台的事，等会儿再研究，还是先研究南线怎么搞。” 林立果打断王飞的话，问关光烈：“火焰喷射器究竟有多大威力？打火车行吗？” “只要能喷进去，里面的人统统烧死。不过，它本身连这个门也烧不透。”关光烈指着客厅的门说：“如果火车的门窗都关严了，就要先用别的武器把目标打穿，再从洞口往里喷射。” “先用四○火箭筒把火车打穿，再用火焰喷射器，行吗？” “得配合好才行。” “从你们那里调个喷火连到上海也不行吗？”林立果仍不死心。 “别说一个连，一个排也不行。” 江腾蛟一边听，一边盘算。他问关光烈：“一个喷火连有多少人？” “有几十人。” “只把使用武器的人调去，其他的人不去，这样就不是调动部队了，好比是几个人有事出差，这总行吧？” 林立果十分兴奋：“你们只要调一部分火焰喷射器、一部分火箭筒，到上海归江政委指挥。” 关光烈没想到会有这么一着，他吱唔着说：“这些人怎么走？” 林立果说：“坐火车太慢，坐飞机。” 关光烈说：“我们部队附近有机场；……再说，打火车，还是用炸药炸铁路好，或者用飞机轰炸……” 这时林立果看出来，关光烈实际上是想溜，便说：“我们要多准备几个。你讲的这两个办法，都要准备，用火焰喷射器的办法也不能放弃。你们离郑州多远？你们可以先到郑州，我派飞机到郑州去接。” 王飞插嘴说：“这样恐怕不行。动作太大，容易暴露。” 林立果不悦地说：“现在不研究了，等会儿再说。趁天还没黑，先去钓鱼台看看地形。 钓鱼台座落在阜成门外西城区和海淀区交界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这里成了“文革小组”的所在地，它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钓鱼台”这个名字，便成了“文革小组”的代名词，成了权力的象征。 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坐着于新野开的车，进了钓鱼台西边的玉渊潭公园。汽车停在东湖边上。林立果等下了车，向东北方向的钓鱼台走去。远远就可以看到，围墙上拉着电网，四周设有岗楼。围墙外面还有铁丝网。到近处，只见那靠墙的一座门楼上，“钓鱼台”三字依稀可辨。他们正想再靠近看看，一个游动哨朝他们走来。他们四个人便分为两路，装出散步的样子，鬼鬼祟祟地转了一圈，然后又汇合到一处，江腾蛟故作镇静地说：“没关系，到这边坐坐。”便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林立果不甘心这么坐着。他拉着关光烈爬上一个小丘，向围墙里窥视。他指着远处一栋砖砌的楼房，对关光烈说：“你看，那就是警卫营的房子”。 关光烈说：“这铁丝网也是过去没有的，看来更难搞了”。 林立果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实在没办法，就让黄永胜搞，只好让他摘桃子了。” 江腾蛟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他们身边。他叫嚣道：“你们攻下钓鱼台，我去找老头儿谈判！” 不远处，哨兵目不转睛地监视着。他们不敢久留，钻进汽车，出玉渊潭北门，向东、向南绕钓鱼台又转了一圈。 “工字房”客厅里气氛十分沉闷了。 从钓鱼台回来，大家觉得困难更大了。王飞仍惦记着叶群的电话，他提醒林立果：“主任要我们在六点钟汇报情况！” 这时林立果宣布：“这次就谈到这里”。叫于新野把江腾蛟、关光烈送走，却把王飞留了下来，拉进电话间： “还是你给叶主任汇报吧！我就怕她在电话上一讲没个完，你讲，她可能少罗嗦点”。 王飞想推辞，刘沛丰已把电话要通，他硬着头皮接过话筒。 “叶主任，立果同志要我向你汇报一下”，王飞惴惴不安地说，“今天下午，立果同志同周宇驰、江腾蛟、关光烈和我一起研究了一下钓鱼台的问题，又领我们几个到钓鱼台周围看了一下，……” 这句话还没说完，话筒里已传来叶群的斥责：“什么？关光烈？谁叫你们找关光烈？你们为什么要找他？” 林立果听到了叶群的声音，便从王飞手里接过话筒…… 王飞已无心思去听林立果与叶群谈些什么，颓唐地退到客厅里。一天之中，他已是第二次受到叶群的责骂。想到自己拼死为人卖命，得到的却是如此粗暴的对待，他感到愤愤不平，却又只好忍耐。 林立果打完电话，与周宇驰一道走进客厅。 “她就是那样。正为别的事生气，不巧被你碰上了。你不要在意”。林立果安抚王飞。 周宇驰手拿一封信对王飞说：“我们要和黄总长建立直接联系。立果同志与我目标太大，你去联系最合适。你已去过一次，黄总长已认识。昨天刘沛丰又带来一封林副主席给黄总长的亲笔信，必要时你给他送去”。 王飞接过信，把包括署名在内的36个字反复看了两遍，他看得出来，实质性的话只有一句：“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当然明白这里所说的“有事”的含义。在此时，林彪竟如此“看重”自己，王飞感到的不是“荣幸”，而是恐惧。 周宇驰又说：“黄总长的代号叫‘协和’，与叶主任的代号‘子爵号’是一个系列，这样好记”。 9月11日晚上8点半，又有一个人加入到谋害毛泽东的行列里，他就是鲁珉。他是林立果担任副部长的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 鲁珉是抗美援朝中著名的空军英雄之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俘虏。 鲁珉是在接到李伟信的电话通知后，与江腾蛟一起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 “我们的英雄来了！”林立果十分夸张地表示欢迎，“你在空中是英雄，在地面一定也是英雄。现在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哪里话”，部长谦虚地对自己的副部长说，“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的指挥”。 鲁珉早从江腾蛟处了解了形势。 所以，今天见到林立果，他首先表了态。 林立果满意地点头说：“现在我们要进攻了”。他回头对周宇驰说：“把命令拿给他看”。 周宇驰拿出林彪的手令交给林立果。林立果再递给鲁珉。 等鲁珉看完后，林立果接着说： “现在情况很紧张，江政委、老周已给你讲了。根据目前形势，首长命令要进攻，要把B—52干掉！” 说到这里，林立果停住了。 客厅里三个人一起盯着鲁珉，等待他的反应。 他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地面，躲开这些逼人的目光。 “只要把B—52干掉，林副主席一接班，天下就是咱们的了”。林立果继续说：“那时，你们都是有功之臣，北京军区我非交给江政委才放心”。 江腾蛟“当仁不让”，好像天下已是他们的了：“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 林立果说：“江政委是歼七，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把B—52搞掉；如不成，就看你了。” 江腾蛟插话说：“我是歼七，你是歼八”。 鲁珉一阵恐惧，心头剧烈地跳动起来。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你在硕放搞。×军正在修洞库，有的是炸药。硕放有一座铁路桥，你在那里埋上炸药，B—52火车一到，就是第二个张作霖事件”。 江腾蛟又说：“火车一炸，你带一个营去抓凶手，看到列车上没死的都把他们搞死。” “然后，让王维国在上海抓两个人，说是他们搞的。那时掌权的就是林副主席，谁敢调查！万一搞不成，你就开一架飞机到广州，我们在那里另立中央。广州的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林副主席到电台讲话，全世界都熟悉他的声音。 如果B—52在北京的电台讲话，就说那是假的。陈励耘讲，B—52在杭州找他们谈话时，讲话的声音都听不大清楚了。” 林立果唾沫四溅，越讲越带劲：“到那时，要打，就是全面内战；要谈，就提出条件谈判。不管怎样，我们是主动。老鲁，你看怎么样？” 鲁珉不能不表态了。他十分犹豫地说，“我没有在陆军干过，从没弄过炸药，……” 林立果说：“我们派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和你一起去。他在陆军干过这玩艺。……” 9月8日，也就是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潜回北京的第二天。午夜时分，陈励耘正躲在医院里，与当天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策划对毛主席下毒手。这时，惯于夜间工作的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他坐的火车专列连夜撤离杭州，转移到附近方便调动的地方。 专列原停在杭州到上海方向的笕桥机场附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往回撤到宁波方向的绍兴，离杭州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这个行动使人相信毛主席暂时不会离开杭州。 9月10日下午3时许，毛主席又突然下令：“立即把火车开过来，我们马上走！”并且交代，不要通知陈励耘等送行。 3个多小时后，专列从绍兴调回杭州。毛主席立即上车。 陈励耘很快知道了消息。这使他措手不及。尽管没有通知他送行，他仍赶到车站。但他心怀鬼胎，不敢上前与毛主席握手道别。黄昏时，火车一声长鸣，陈励耘眼巴巴地看着专列离开车站，向上海驰去。 10日下午3点多，王维国从上海铁路局打听到毛主席已到上海的消息。便带着手枪，立即乘车来到准备停放毛主席专列的铁路专运线上。他先把手枪藏到汽车的工具箱里，然后走进专线去观察动静。 毛主席到达上海时，天早已黑了。专列停在虹桥附近的一家花园。毛主席没有下车，就住在专列上。他叫随行人员打电话通知许世友立即来上海。 9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毛主席在火车上接见了许世友与王洪文，这时，王维国等候在附近的一间客厅里，却没有被召见。 中午，毛主席让许世友等人下车吃饭，等候在客厅的王维国也跟着走了。 他们刚离开，毛主席就下令：立即开车，不要通知任何人。 北戴河，叶群刚给王飞打过“抽鞭子”的电话，正在气咻咻地向林彪报告情况。 北京，王飞刚赶到西郊机场“工字房”，正同林立果等人进一步落实谋害毛主席的具体方案。 毛主席的专列离开了上海，在江淮平原上飞驰。 列车驶离上海不久，许世友乘飞机赶到专列前面，在南京迎接毛主席。列车进站了，许世友迎上去：“在南京停留吗？ 主席下车吗？” “不下车了。毛主席已经休息，请你也回去休息吧！”专列在南京停留了十几分钟，又继续北上了。 被毛主席出人意料的行动搞得晕头转向的王维国，直到9月11日深夜才打电话报告周宇驰：毛主席的专列已在中午离开上海。 11日晚，当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泽东乘坐的列车已离开上海，平稳地驶过硕放。 意外的消息，如一声惊雷，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沉重的打击。他们暗害毛泽东的种种阴谋破产了！李伟信在他的亲笔供词中这样写道： 我发现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走到门口一看，鲁珉不知何时已走，里边还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四人，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为神色茫然所代替，众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已北上返京，企图谋害主席的阴谋破产了。林（立果）流着泪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歇斯底里地说：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 然而阴谋并没结束。 林彪在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同时，已布置吴法宪等安排飞机，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及叛逃国外作准备： 9月8日晚，叶群就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给林彪准备5架飞机，并坚持要吴法宪把任务交给当时住院治病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第二天，吴法宪告诉了胡萍。 9月8日晚上9点过，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在机场候机室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胡萍当晚找空军某师原副政委潘景寅等人，研究了使用的飞机及机组人员，并要潘景寅把名单报给周宇驰。 9月11日晚11点过，叶群给胡萍打电话说，“那位小将（指林立果）都给你谈了吧，谈得好吧？”胡萍说：“谈得很好”。叶群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有难处？这件事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都作了安排，你要抓紧准备”。 几天来，胡萍也不去医院治病。他按叶群等的布置，加紧督促和检查飞机的准备情况。 9月12日，林彪一伙得到毛泽东离开上海的密报，经过紧急策划，作出了立即南逃广州的决定，妄图另立中央，造成“割据局面”。下午4点半，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周宇驰对胡萍说：“毛主席最近找了许多负责同志谈话，首长看形势不好，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到广州。”据胡萍供述，周宇驰曾交待他说： 准备一架三叉戟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 准备一架伊尔—18，13日7时飞山海关，拉上部队，再到上海落个地，飞往广州沙堤机场。 另派一架多座的三叉戟飞机，拉上“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告诉机长，这架飞机听王飞指挥。 再用一架安—12飞机，拉上2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去。 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好给林彪到小机场时使用。 下午5点过，胡萍把派256号飞机送林立果到山海关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 晚上，胡萍又按周宇驰的要求，准备了其余的飞机，配备了机组名单，并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起飞时间。 9月12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已跨过长江，飞驰在华北的原野上。 此时，空军学院小楼里，林立果等人匆忙地收拾行装，准备去北戴河。他们在北京部署南逃的事，交给了周宇驰。 黄昏，江腾蛟、王飞先后来到小楼，还有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周宇驰向他们宣布了南逃决定：“毛主席回来后，马上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周宇驰接着说：去了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宣布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形成南北朝形势。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接着他又宣布了南逃飞机起飞的时间及路线，又交待任务说：明天早上6点，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平房，由王飞打电话通知黄永胜来，由江腾蛟负责机上警卫工作。 散会的时候，周宇驰叫王飞、于新野赶快去组织“机关”南逃人员。 周宇驰又交待李伟信，要他在13日乘到上海的那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80到90名警卫部队下来，给他们找好住的地方，换上“上海小组”与上海“教导队”的人同去广州。 9月12日黄昏，毛泽东乘坐的列车终于平稳地驶进了北京站。 与此同时，“联合舰队”的“司令官”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程洪珍及三大堆行李，乘坐三叉戟256号专机，十分诡秘地离开北京到北戴河。 晚上7点40分，三叉戟256号飞机由潘景寅等驾驶，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了。林立果长叹一声，狠狠地说：“北京啊，暂时分别了。” 晚上8点15分，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林立果到驾驶舱，对机组人员说：“明天林副主席也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大家。”下飞机后，林立果把程洪珍等人留在机场，他自己带着刘沛丰，开着机场的吉普车，往北戴河急驰而去。 北戴河，林彪、叶群住宿的莲花石96号楼，一片忙乱。 9月6日到9月12日，是林彪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 在这7天里，林彪、叶群直接策划和指挥了杀害毛泽东以及南逃广州的阴谋。 在这7天中，林彪、叶群还紧张地进行了叛逃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等书用飞机带来。 9月7日晚约9月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在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有多少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去。 9月9日下午，周宇驰叫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9月9日晚9时，周宇驰叫王永奎（空军司令部情报部技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搞一份可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写个单子给他。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去。 在这期间，林彪、叶群为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在北戴河导演了为女儿订婚。 9月7日，叶群把女儿接到北戴河，制造出女儿即将结婚的气氛，从北京到广州，都有人送礼。9月12日下午约3时30分，林彪一伙在紧张地准备南逃广州的同时，又在北戴河为女儿举行了“订婚”仪式。又是送礼，又是照相，同时，叶群又放出空气，在走廊里对女儿说：“立果知道你们订婚，来电话说，今晚一定要赶回来祝贺。” 12日晚上，为了庆贺“订婚”，96号楼里正放映电影《甜甜蜜蜜》。不到9点，林立果真的进来了。这位专门“赶回来祝贺”的弟弟，见了姐姐只说了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就急忙与叶群一起，钻进林彪的会客室密谋去了。 但是，尽管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非常保密，在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同程度地感觉到了反常气氛。他们互相探听着，都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个别内勤工作人员，也听到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密谋逃跑的片言只语。 在此情况下，警卫部队的一些同志立即报告了中央。 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光明亮。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讨论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10点30分左右，周总理接到来自北戴河的报告，立即向吴法宪查问三叉戟飞机秘密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吴法宪接到总理追查飞机的电话，十分恐慌。他给胡萍打电话说：“今晚在山海关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来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胡萍撒谎说：“不知道，只听他们说进行训练”。吴法宪说：“训练为什么不回来？”胡萍说：“我查一查”。 胡萍接到吴法宪的电话后，立即打电话向周宇驰密报了周总理追查256号专机的情报。 胡萍又给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的潘景寅打电话，把周总理追查飞机及自己撒谎欺骗中央的情况，告诉了潘景寅，并且与潘景寅密谋：“如果吴法宪查问你256号飞机的事，就说我根本不知道，是你们自己安排训练的。如果问训练为什么没回来，就说飞机有点毛病。” 没多久，吴法宪第二次打电话告诉胡萍，总理有两条指示：一、没有命令，这架飞机任何人都不准动；二、这架飞机今天晚上准备飞回来，但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并要胡萍马上把总理的指示通知潘景寅。胡萍在把周总理的指示告诉了潘景寅后，又交待潘景寅：如查问你飞机是什么毛病，就说发动机出毛病。 胡萍一面继续欺骗周总理，同时，再次派人给周宇驰报信。 9月12日晚上，北戴河96号楼过厅里，为庆祝“订婚”而放映的第二部影片《假少爷》也快结束了。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去大连”的幌子下，紧张地进行着南逃广州的最后准备。 这时，胡萍密报的周总理追查256号专机的情报传到北戴河，燃起了一团火。 深夜11时40分，叶群神色紧张地把林彪的警卫秘书叫到林彪处。她让警卫秘书先在门口等着，自己到林彪的客室里，悄声说了几句，然后把警卫秘书叫了进去。林彪坐在沙发里，蜡白的脸更白了。他对警卫秘书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你准备一下东西，立刻走。” 顿时，96号楼里炸开了锅。叶群发疯似地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不住地喊：电影别演了！快调车，快调车，越快越好。 她又把警卫秘书叫到卫生间里说：快点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脱了。 警卫秘书叫人去通知林彪的司机把车开上来，然后来到值班室。他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要了北京胡萍的电话，他问胡萍：“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过到哪儿去吗？”胡萍紧张地说：“你不要问了，也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要走你就赶快收拾走吧！” 说着，就把话筒放下了。 林立果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这时他跑进来，把警卫秘书拉出去说：“快点吧！有人要抓首长。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这里看一下”。警卫秘书听到他在电话里说： “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林立果打完电话出来，又催警卫秘书调车。接着叶群也来催促。警卫秘书提着两个皮包，向外走去，边走边喊：“把车开上来，把车开上来！” 林彪的司机把车开进了96号楼车库。警卫秘书从外面走进车库。刘沛丰手提着三四个提包，先上了车，接着叶群、林立果上了车，最怕着凉的林彪一反常态，没穿大衣，也没戴帽子，他最后一个上车。 这时，已近午夜12点，林彪的汽车开动后，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次克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 林彪的汽车一开动，警卫部队就知道了。他们来到58楼附近的马路上，向疾驰而来的汽车扬手示意，要司机停车。汽车里，叶群对司机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敬，冲！”司机便按着喇叭，加快车速，冲了过去。 坐在林彪汽车里的警卫秘书，经过激烈的斗争，突然喊了一声“停车”！司机对他没有戒备，把车停了下来。警卫秘书立即跳出汽车。汽车里响起了枪声。警卫秘书也开枪射击。 警卫部队迅速赶来。林彪的汽车马上逃跑了。它以飞快的速度，超过了在这之前警卫部队派去机场报信的吉普车，向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驰去。 周总理通过吴法宪追查256号飞机的同时，又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了解情况，并下达指示：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可是，李作鹏在下达命令时，却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并说：“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9月13日零点20分，林彪的汽车已接近飞机，256号飞机还未发动。山海关机场负责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竟推托说：“可直接请示总理”。趁机拖延时间。 13日零点2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仓惶登上飞机。他们不仅来不及通知等候在机场的程洪珍等人，连机组人员也没上齐，就命令飞机强行起飞。这时机场站负责人又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已强行滑出”。李作鹏问：“飞机到哪里了？”答：“快到跑道口了”。李作鹏说：“就这样吧！”于是256号飞机，逃窜而去。 山海关机场站副站长赵雅辉等人，目击了林彪等人叛逃投敌时的狼狈相： 我们在现场亲眼看到叛党叛国分子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等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的情形。1971年9月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 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这伙叛徒卖国贼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中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32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等人乘坐的256号飞机，在外逃叛国的途中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3日凌晨1点左右，在北京的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决定叛逃的电话后，来到空军学院小楼秘密据点，和于新野、李伟信密谋外逃。他们利用林彪的手令，又编制谎言蒙骗了飞行中队长陈修文。3点15分，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外逃，妄图继续追随已毙命的主子林彪。 外逃途中，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他们的阴谋，和这伙叛徒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采取措施回飞北京。6时47分，直升飞机在北京市怀柔县境内降落。陈修文被周宇驰杀害，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逮捕。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他们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 1971年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通知中说：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现已查明：林彪不但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纠合一小撮死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制造舆论，训练特务，收买干部，从国外进口大批特务工具，设立地下活动据点，准备反革命叛乱。……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决定实行两项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一）谋害毛主席。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在上海或上海附近炸掉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他们具体策划了炸车的时间、地点、代号、武器、方法，指定了具体执行人员。他们还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下手杀害中央政治局同志，并且察看了中央同志住所的地形，画了地图。林彪妄图在实现这一罪恶计划后，立即上台，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这项反革命罪行的确凿证据，包括林彪的手令，林彪死党画的地图，已被中央查获。林彪指定的杀人凶手已向中央交代。（二）另立中央。林彪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逃离北京，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林彪策划这一阴谋的手令，外逃人员的编组名单，已被中央查获。参加阴谋策划的有关人员已向中央交代。以上第一项阴谋，由于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未能得逞。林彪遂于9月12日私调飞机，准备9月13日晨7时起飞，实行第二项阴谋。 但是，毛主席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阴谋。林彪惊慌失措，加上林立衡向中央作了揭发，他感到阴谋暴露，就提前几小时，带着妻子、儿子及少数死党仓皇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 10月24日，毛泽东同意将林彪叛国事件向全国人民公开。 “9·13事件”之后的80多天，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粉粹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一）；100天后，毛泽东同意，中央又下发了《粉粹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在嗣后近十个月里，中央又下发了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改变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依靠江青的力量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形成江青集团的核心力量。 以后，他们又凭借权势，趁着“文革”的混乱局势，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逐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帮派体系。 1972年9月，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也成了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视为登上“女皇”宝座的“军师”和“干将”，张、姚、王等则把江青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靠山和保障。这伙人，“文革”前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文革”使他们一举扬名，成了全国上下无人不知的风云人物。 江青，又名李云鹤，生于1914年，山东诸城县人，15岁开始在山东实验剧院学戏，还在青岛大学当过旁听生。1932年入党，因介绍人被捕，失去党的关系。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者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被捕，在狱中自首，被保释出狱。1935年到上海当上了影剧演员，艺名蓝苹，演过《玩偶之家》、《狼山喋血记》、《王老五》等影片，为争演《赛金花》，闹得天翻地覆。1937年8月，她经西安到了延安，改名江青，隐瞒了自首的历史混入党内。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作毛主席夫人是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当时政治局给她规定任务，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参加政治活动，这当然是江青不能满足的，她的政治野心很强，只是当时条件不允许，没办法实现，只得暂时隐藏起来，装扮一个贤妻角色。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提出批评。江青认为时机到了，于是给自己戴上“文艺革命旗手”的桂冠，到处活动。“文革”兴起，江青就更加静不下来了，仿佛什么病都没了，她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得到了指挥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对此她还不满足，九大时，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1972年，接见美国客人维特克时，恬不知耻地表露出她要成为中国当代的“女皇”的远大野心。 江青的活动，不能单枪匹马地进行，她需要一批得力的“干将”，张春桥首选为“军师”。 张春桥也是山东人，比江青小三岁，也曾混迹于上海文艺界，以“狄克”的笔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8年1月到延安，后来到石家庄工作，以后又随柯庆施到了南方，“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在江青门下，他算是有点名气的，还在1958年，为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3年，他又百般捧贴江青，帮助江青组织批判《李慧娘》等文章，因此得到了江青的宠信。在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更是立下汗马功劳。江青看起了张春桥诡计多端，将其收为“军师”。 姚文元是浙江人，“文革”前为一无名小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专门爱打棍子、扣帽子，素有“姚棍子”之称。1965年，按江青的意图，姚文元写下了那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因此立功进了中央文革小组，活动于江青鞍前马后。 王洪文是吉林长春市人，16岁参军，复员后在上海国棉17厂当保全工，“文革”前不过是该厂的保卫科副科长。“文革”兴起，王洪文找到了机会，靠造反起了家，成了“上海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上窜下跳，先后制造了“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又闹出了“一月风暴”，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当了上海市第三书记。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挑中了王洪文作新的接班人，认为他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特别是“文革”中有重要贡献，1972年把王调到了中央。王洪文一到中央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成了“四人帮”。 江青一伙人，既无战功，又无政绩，缺少政治资本，“文革”中却能显赫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个人崇拜极其狂热的年代，这个身份对江青来说太重要了。她说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张口闭口都是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等等，这对江青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文革”中老一代领导人多被打倒，成了走资派，江青一伙就成了毛泽东的依靠力量。江青等人还善于制造极左理论，舞文弄墨，为“文革”的发动和深入制造各种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化”、“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蒙蔽群众，抬高自己的身份。 在一片混乱之中，他们搜罗起一批野心分子，投机分子，打砸抢分子，形成了一个体系，造成一股势力。就像一群暴发户，利用“文革”的时机“发”了起来。 “文革”期间，“四人帮”干尽了坏事，罪恶累累，罄竹难书，给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 “文革”初起，他们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为了乱中夺权，他们和林彪集团勾结起来，狼狈为奸，煽动红卫兵及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造反、“革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集团被粉碎，周恩来于危难之际出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他主持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恢复和重申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提出了批极左和反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江青等人此时害怕自己的极左面目被揭露，坚决反对批极左（攻击批极左就是“右倾回潮”）是修正主义。周恩来积劳成疾，不幸身染癌症，江青一伙则跳出来大肆攻击周总理，说什么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频繁地制造出什么“蜗牛事件”、“白卷英雄张铁生”、“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批“师道尊严”、批《三上桃峰》、批《园丁之歌》、批《海霞》等等，闹得乌烟瘴气，人们每天打开报纸，都猜测是不是又会出个什么“事件”。毛泽东批准以中央1号文件下发，搞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批林批孔的旗号，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为其出来组阁掌权扫清障碍。他们大搞阴谋活动，极力搅乱局势。这段时间，“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十分繁忙，今天是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判现代大儒，明天又评法批儒、吹捧法家人物、吹捧吕后、武则天，“梁效”、“罗思鼎”的名字频频见报。 一天，江青得到情报，周恩来的病越来越重。这天，她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17楼，特意做了几个名菜。她兴奋得手舞足蹈地举起高脚杯，说道：“来，为我们的头号对手早日去阎王爷那里报到，干杯！” 王洪文忽地站起来，激动得手里的酒杯都颤抖了，说道： “他这棵大树一倒，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他把脸转向江青，肉麻地道：“为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组阁成功，干杯！” 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4年10月17日晚，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在会上，江青早已憋足了劲，“邓小平！”她杀气腾腾地，手里拿着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是抱着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这样一件大事，你应该表明态度。”张春桥帮了腔。 “你到底是什么态度？”江青拉开审讯的架式，咄咄逼人地追问。 “你们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已经忍无可忍的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们这是强加于人，难道还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会议不欢而散。 “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惯于煽风点火的张春桥向江青说： “看来，这场恶战才开头”。他们立即在钓鱼台17楼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恶人先告状。 第二天，即10月1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 奉江青之命的王洪文，于10月18日赶到长沙，毛泽东接见了他。1980年10月8日，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在证词中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主席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作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指示呢。 主席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江青望眼欲穿地盼望王洪文会带来喜讯，没想带回来的却是噩耗。 “风庆号”成了江青闹事的导火线！ 事情是这样的：1974年“五一”节刚过，我国制造的一艘“风庆”号轮船，担负着祖国的重托，从上海启程，驶往欧洲，往返航行3．2万里，历时150天，在国庆节前夕，胜利返回上海。 事情也巧，“风庆号”的一位副政委，对江青很反感，他无意中向一些人流露出来，被一位献媚取宠、卖友求荣的人向江青告了密。 江青得到这个密告，在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前三天，即10月14日，在一份风庆轮的材料上，杀气腾腾地责问： “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她叫嚷道： “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 “这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王洪文大喊大叫。 “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张春桥阴险地说：“他肯定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这是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姚文元别有用心地说： “不是一个副政委的问题，他算什么？是个小人物。肯定有后台，不是一般的后台，是大后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无限上纲，含沙射影，矛头都是指向邓小平。剑拔弩张，一触即发。17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终于被江青搅得开不下去。 17楼楼上宽大的办公室里，江青反剪着双手，踱过来踱过去说：“同邓小平现在较量胜负的关键，是如何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的关系，已经渐渐地冷却了。 一天，机要秘书递给江青一个盖着绝密图章的牛皮纸口袋。她打开口袋，把毛泽东亲笔批件拿出来一看，顿时，脑壳“嗡”的一下。这个文件是毛泽东1974年11月12日的批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第二天下午，她把王海容和唐闻生请到钓鱼台。 他伪装热情地同这两位具有通天神力的女青年亲昵地握着手，“我好久就想见见你们”，她拍着两位女青年的肩膀，满脸笑容地说：“虽然我们之间年龄上有很大的差距，但我很喜欢你们”。她笑眯眯地望着小王说：“我们更不是外人，是亲戚吗？”小王会意地点点头说：“是，伯母！”她又拉过小唐的手说：“我第一次和你见面，你就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你的英语说得那么流利”。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小唐，热情而又诚挚地说：“你可能还不知我这个人的性格，我是很爱才的，我一向是用才唯贤的，只要是这个人才华出众，我就不分亲疏，一律给予重用！” 两位女青年对江青这样当面肉麻的奉承，受宠若惊。不可一世的江青，什么时候这样热情地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一定有什么事情。 “听说主席最近要在长沙接见外宾，你们也要去参加这件工作”。她装作不知地问：“是真的吗？” “是，”小唐点点头，“我们要去担任翻译”。 “我今天找你们来，有一件事，请你们向主席捎个话”。江青言归正传，把自己的打算亮了出来。她皱紧眉头，沉吟了一会儿，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7日晚上，政治局开会讨论‘风庆’轮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和我发生了争吵，他很不能容人，也不听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会还没开完，便扬长而去了，结果使政治局会议根本就无法开下去”。说到这，她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斗争也很尖锐，树欲静而风不止呵！就拿周总理来说吧，本来，主席和中央都同意让他养病，他就应该好好养病嘛！谁知，他一天也没安心养过，他的病房成为串连的据点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经常往他房里跑，没日没夜地都去干什么？是搞的阴谋活动，周恩来是后台”。说到这，她脸皮变得铁青，杀气腾腾地说：“周恩来和邓小平不分白天黑夜的频繁活动，很像1970年林彪搞的那套，是篡党夺权活动。现在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不能不提高警惕呀！” 两位女青年听懂了江青的意思，她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吭声。 “我是把你们当成知心人”，江青讨好地说，“我把这些最机密的东西都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去长沙后，原原本本地把我说的这些重要情况向主席汇报一下。”她想了一会儿，又说：“在人事安排上，我建议让王洪文同志担任副委员长，你们把我这个建议向主席汇报一下”。 两位女青年低着头匆匆记录着，她们把江青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她们向江青告辞时，江青送到门口，关照说：“这件事就靠你们了，我等候好消息。” 小王、小唐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江青瞄准了这两个人，有两个用意：一是要利用她们“通天”的地位，利用她们的嘴，把自己的打算反映上去；另一个，她想把她们拉到自己这个集团里。在毛泽东身边就布下了情报网，这对她制定战略部署太重要，也太难得了。 这两位女青年告辞了江青，离开钓鱼台，回到住处。 “怎么办？”小王望着小唐，感到遇到了一件为难的事，不答应江青的要求不行，她发起疯来，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在她眼里；可是如果按照她的要求去做，还不知毛泽东的态度如何。他们虽然早已貌合神离，但还是夫妻。 “我看咱们就算当个传声筒吧！”小唐看出小王的心思了，“我们客观地传达她的话，不掺杂个人意见，就是主席不高兴，他也不会怪在我们身上”。 “道理是这样”，小王点点头，沉吟了一下：“我就怕把我卷在漩涡里，夹在中间”。小王对江青和毛泽东两个人的脾气、关系都很清楚，她不愿意卷在这个矛盾之中。 “好吧”，小王道：“照你的意见办，究竟谈到什么程度，还要看看大伯的态度再定”。 几天之后，小王和小唐随同外宾来到长沙，毛泽东接见了外宾之后，她们又留了下来。 “大伯，你近来身体怎样？”小王挽着毛泽东，亲切地问道：“唉！”毛泽东叹了口气道：“古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81岁了，更是‘稀’了。机器老了，零件是要报废的。人老了，零件也同机器一样，总是要出毛病的。这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抗拒的。” “大伯，”小王把话拉到正题上，她注视着毛泽东，试探地说：“临来的前两天，伯母把我和小唐叫去钓鱼台”。毛泽东插问道：“因为什么事，把你们叫了去？” “伯母让我们向大伯反映情况。”小王道。“让你们反映什么情况？”毛泽东问道。 “17日晚上政治局会议上，伯母和邓小平同志吵了起来。 伯母让我把会议争吵的情况向大伯汇报一下”。她望望面无表情的毛泽东，便原原本本地把江青让转达的话都讲了出来。 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他深深地皱着眉头，沉默着，听着小王的汇报。“伯母建议”，小王道：“让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 毛泽东脸沉了下来。 小王、小唐来长沙之前，曾到医院把江青向她们说的话，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是他们四个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来整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风庆号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江青等人却小题大作，她们是故意拆邓小平同志的台，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好久了！” 毛泽东生气了：“我还准备建议邓小平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说到这，他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回去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望望两位年轻人，接着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这两位女青年从长沙回京之后，把毛泽东的话向江青作了扼要传达，所以没有原原本本，是怕她发怒。江青强压下心头的恼怒，道：“感谢你们长沙之行代我向主席做了汇报。 主席批评我，这是家常便饭，夫妻关系嘛，休说随便批评几句，就是互相顶几句，骂上几句厉害的话，也是小事一桩。” 几天过后，这两位女青年到了毛泽东住处。小王点了正题：“大伯，伯母让我向你转达一下她的意见。”她接着把江青那天发泄、骂人的话，不慌不忙地都说了出来。她又望望小唐：“哪地方漏掉的，你再补充一下”。小唐又补充了几句。 毛泽东一声没吭，脸沉了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主席！”小唐瞪大了眼睛，天真地问：“她对您呢？”“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心情沉重地道：“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的。” 江青几次碰了钉子后，便改变了“闹”的策略。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机要秘书专程去长沙，把江青这个检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反复琢磨这封令人啼笑皆非的检讨。这不是检讨，而是伸手要权。她的权还小吗？ 毛泽东拿起笔来批评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过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的“以退为进”的妙计，一一落空。阻止邓小平出山，妄想爬上总理位置的梦寐以求的算盘，一个一个地都破产了。不过“组阁”没成，还有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呢，要把自己的左膀右臂安插进去，哪怕在这块“阵地”里安上一根钉子也是好的。国务院里，虽然一把手的位置让周恩来的人——邓小平占了，但还有个张春桥，唯独在“人大”常委里还有个“空缺”，自己的人连一个席位都没占领。她想到这，又把王洪文叫来：“小王，这次你还得要出马！”她劈头说了一句。 “干什么？”王洪文一愣。 “很快就要召开‘四届人大’会议了，里面我们一个人没有，我保过你当副委员长，但没得到批准。10月间你去长沙虽然碰了钉子，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六六年，你在上海造反的时候，不是连命都豁出去了。地位、权力，是斗争来的，不是谁恩赐来的。你再去长沙，再进行最后一次拼搏！” 1974年12月的一天，王洪文二次到长沙。 他向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江青的建议。毛泽东立刻脸色变了，动怒了。“你上次来，我批评你什么来着，”他严厉地说：“我告诉过你多次，不让你和江青混在一起，你听不进去，你回去后还是和她搅在一起，你们几个人拉帮结伙地在一起，这是错误的，你要作深刻的检讨，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你在这呆两天，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错误！” 顿时，像五雷轰顶在王洪文头上爆炸一样，他只觉是头晕目眩，天旋地转，这是他进入上层以来，头一次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 “主席，我是有错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他唯唯喏喏地说罢，告辞了毛泽东，回来后，熬了个通宵，写了一个检讨。 1974年12月23日，一架银灰色的飞机，从北京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南方。 这是周恩来乘坐的专机。这时，他抱病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专机降落了，车队穿过大街，直达宾馆。 到第二天，周恩来到了毛泽东下榻处，两位老战友热烈地握手之后，坐了下来。 “主席身体怎样？”周恩来望着衰老的毛泽东，关切地问道。“老了，人老百病生，”毛泽东打量着面色憔悴的周恩来说：“四届人大召开之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能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尽量控制自己的兴奋心情，接着说：“小平同志很有才华，他德才兼备，上任时间不长，工作就有很大的起色。”周恩来紧皱眉头，沉思了一会儿，“当然啦，他的处境也很难，他需要人支持。主席过去曾经说过，一个好汉三个帮，好花还得绿叶来扶，没人支持他，他的工作就很难做好！” “是的，”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有人不但不支持他，而且还处处拆他的台。王洪文来长沙两次了，我都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和江青搞宗派，江青是有野心的，这我很清楚。我批评她多次了，她就是听不进去，这个人也是难改哩！” 周恩来在长沙逗留了5天，返回了北京。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召开了，周恩来作了最后一次报告，会场上掌声雷动。 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前和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由邓小平主持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 再说王洪文从长沙回来，他考虑了好久，检讨交不交的事，交了，万一被江青知道，她会大骂：“你这个卖友求荣、吃里扒外的家伙，在我处境困难的时候，你也从背后捅了我一刀，你这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他想到这，把书面检讨放在抽屉里，看看形势再说，反正毛泽东的记忆力已经明显减退了，说不定早把这事忘了。这份书面检讨一直未交。 到1976年10月6日把王洪文逮捕后，才在他抽屉里把检讨抄出来了。 几个月惊心动魄的斗争，江青组阁的阴谋失败了。而此时，毛泽东也已差不多走完了他的一生。 毛泽东只穿一件白衬衣，身上盖着雪白的被子。这些天，在他身边的护士，经常把他搀扶起来，给他擦身上的汗水，换床上的褥单。他早就不能动弹了。 他半张着口，暗淡无光的眼睛望着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还不到半年的华国锋，想说点什么，但却说不出话来。他的眼角流出乳白色的分泌物，口水也不断的从嘴角流下来，护士用手帕给他在眼角和嘴边擦了擦。 华国锋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他弯下腰，想和毛泽东握手，但这位曾经统帅千军万马、叱咤神州60多个年头的伟大领袖，此刻连手也抬不起来了。 当华国锋的手和毛泽东那只蜡黄的右手接触的时候，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觉得那只手冰冷而僵硬。他给在旁边的江青使了个眼色，便走出病房，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之间联络员的毛远新也跟着他俩出来了。 “应该通知政治局全体成员，来向毛主席集体…”华国锋说到这里，赶紧收住，没敢把“告别”两个字说出来。他怕给江青他们留下攻击的把柄。尽管毛泽东已危在旦夕，但在他身边守护的人谁也不愿说出这个字来，害怕落个盼望领袖归天的罪名。 毛泽东的病情一直对外保密，即使对几个关系最亲密的国家和兄弟党也没透出多少口风。现在到了政治局全体成员都来料理后事的时候了。 江青的眼睛有些红，她把额前的散发往后一拢，问华国锋：“刚才你说什么？” “我打算让政治局全体成员都来见毛主席，这样一旦有事，我们也好向全党交待。”华国锋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说。 自从毛泽东病重以来，中央政治局一些成员都轮流值班，日夜守护，除了叶剑英等一些老的领导人没有排班，大多数政治局的人都见过这位弥留之际的最高领袖。 华国锋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让叶剑英等人都来看看毛泽东，不然，他们埋怨起他来，他不好解释。 江青没有考虑，就冲华国锋说：“原来把我叫出来，就是说这些事呀？好了，这些小事你看着办吧！”她盯着华国锋走出院子后，立即给王洪文、张春桥去打电话，通知他们马上赶到官园毛泽东的住地，商量他们的事情。 “远新，”江青往嘴里扔了块巧克力，咕噜着说：“主席真的没留下诸如遗嘱一类的文字吗？我现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担心的就是这个。” “没有。我多次问过主席的秘书小张，她把主席的全部文字材料都保存起来了，我没发现伯父再写过什么。近几个月来，他口授的东西大多是由我记录的。”毛远新拍打着口袋里的毛记本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遗腹子。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看待和培养，不久前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副司令。毛泽东病重后，又把他调到身边，让他当联络员。有时还和王洪文一块到中南海的瀛台附近去钓鱼。他长得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非常相似，体形健美，肤色黝黑，毛发茂盛，肌肉发达，充满阳刚之气，但同毛泽东的气质和看书学习的钻劲比起来则相差甚远，毛泽东经常批评他看书太少。毛泽东给他指定的书籍，他总也读不完。江青担心他不能理解毛泽东有些闲言琐语的含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远新，你得提防些华国锋！”江青走到毛远新跟前，悄声叮嘱道：“他总是在一些大问题上态度暧昧，不爽快，我怕他在主席百年后突然冒出野心来。” “最近，春桥同志正在研究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使用的手法，我建议你抽时间和他聊聊。” 1976年9月8日的深夜，毛泽东的呼吸已经很微弱了。 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来谈话，又像是要主持召开什么会议，或者，是想再翻开枕边那厚厚的线装古书？ 他们都来了。政治局，这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委员们。 又是在深夜，领袖把他们召到了中南海。可是，今天他们全都失去了往日来到这里开会议事的那种兴奋、紧张和期待，一个个紧绷着脸，一副悲哀、痛苦的神情。 自“文革”以来，这些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们，也都很难见到自己的领袖了。偶尔能在一两次会议上看到他老人家，那就是一种荣幸。这一年多来，就连在政治局会议上也见不到了。此时此刻，他病成什么样子？还能讲话么？会说些什么？ 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迈着缓慢的脚步，走在队伍前面。当他到达毛泽东跟前时，毛的眼睛突然一亮，轻轻地抬了抬手。可是，人老易激动，叶剑英刚看了一眼领袖，眼里就涌出泪水，视线变模糊了。领袖的召唤，他竟没有察觉。走出病房，他取下眼镜，轻轻地擦拭泪水。这时，护士跑来，对他说：“首长，主席叫您去。” 叶剑英立即返回，在病床前弯下腰，轻轻地呼唤：“主席，主席！”毛泽东睁大眼，注视着叶剑英，嘴唇微微地翕动着。 叶剑英将一只耳朵贴近领袖嘴边，也只听得他喉咙里发出的“呼—呼”的微弱响声，始终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 过了几分钟，领袖累了，又闭上了眼睛。叶剑英怀着遗憾不安的心情，走出病房。 5年以后，叶剑英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 9月9日凌晨0时10分，中国现代史上一颗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 当那从头发到衣服都像雪一样洁白的医疗专家出现在门口时，守候在休息室的政治委员们，尽管早就有思想准备，实际上也是在等待着那个时刻，而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们却愣住了。稍顷，哀伤和悲痛涌上心头，泪水流出来了。 大家再次走进病房，围站在遗体前，低头、默哀。他们多想再听到领袖那熟悉的湖南口音的话啊！ 时针指向凌晨3点。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治丧问题。一项项议程，包括成立治丧委员会，起草并发表告人民书，群众吊唁，追悼大会等，一一讨论通过。会议就要结束了。 这时，对治丧毫无兴趣因而一直未开口的江青，突然要发言。她摆出一副特殊身份的架势，颐指气使地说：“我的意见，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不要光顾治丧忽视了批邓。从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说着，她昂起头，左右顾盼，将那令人生厌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射向每一个人。 “我死了以后，江青会闹事。”政治局委员们早就听过毛泽东这一指示的传达。谁能想到，这个女人竟毫无哀痛之情，迫不及待地耍起“老娘”的淫威来。 从内心说，大多数委员对江青是不满意的。可她，有特殊身份，又是权力极大的“四人帮”的“老板娘”。对她提出的问题，如何表态？人们沉默不语。 江青又说话了：“批邓反右，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变颜色的大事。半年多了，邓小平批而不倒，这不是很危险么！ 我这里掌握了很多材料哩！”她用手拍打着棕色手提包。 “这个运动不是你们亲自领导和掌握的吗？有什么材料，请公之于众！”叶剑英发言了。 “哼！我看对邓小平不能太手软了，应该开除他的党籍，开除他的党籍！”江青的声调提高了八度。 “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点。要知道，我们党现在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当前最重要的，是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叶剑英发言说。 “我同意叶副主席的意见。”“我也同意。”许多人纷纷表态。连张春桥、姚文元也只好随声附和。 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双手抱在胸前，两眼平视，神情严肃，一声不语。警卫参谋坐在司机右侧，不停地左右张望，司机感觉到首长情绪不佳，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再平稳些。 这些日子，他经常送首长到毛主席住地去。他知道毛主席正患重病，据说情况很不好。从首长那严峻而又有几分哀伤的表情里，他似乎隐隐地感觉出了什么，是不是主席…… 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此时，叶剑英的脑中，沸腾的思绪犹如岩浆奔突，海涛汹涌。失去敬爱的领袖，这是我们党多大的损失呀。被毛主席生前称为“四人帮”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会趁机闹事。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已经露出了苗头。局势，看来十分严重啊！ 王洪文？张春桥？两个野心家！他俩同江青、姚文元一起，以江青为“后台老板”，自“文化革命”以来，干了许多坏事。先是，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勾结，猖狂作乱。他们制造冤案，陷害忠良，煽动武斗，镇压群众，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破坏国民经济，祸害全国人民。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他们进一步结成“四人帮”，并逐步以全国各地一批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为骨干，结成全国性帮派体系，继续上窜下跳，制造混乱，打人整人，猖獗为祸，一心篡党窃国。他们罪行累累，已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抗议运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就揭露和批评他们是“四人帮”，他在生前就没有让他们接班，现在更不能让他们的野心得逞！ 叶剑英痛切地感到：党出现了危机！过去，每当党遇到危机的时刻，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杰出的领袖力挽狂澜，使党转危为安。现在，他们都去世了。自己做为一名跟随党和毛泽东主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党员、老战士，作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这又一次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岂能袖手旁观！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斗争，使党从危难中摆脱出来，继续领导革命事业向前迈进。 叶剑英决定找华国锋谈谈。 对于华国锋，叶剑英可以说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同他最早的接触，可能是1970年在湖南了。那时，叶剑英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而被赶出北京，流放湖南，实际是软禁，倍遭冷遇。华国锋是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大概是在什么集体场合，叶剑英同他见过一两次面，从未单独交谈。 华国锋调中央工作以后，叶剑英同他也没有更多的接触。 1976年2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华为国务院代总理。与此同时，叶剑英却接到了另一份中央文件，称他“生病”，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他的身体和往常一样健康。4月5日，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被镇压。在“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口号声中，华国锋作为毛泽东主席的继承人的身份正式被确定下来。 记得在酷暑难熬的8月，毛泽东主席重病不起。一天，叶剑英到中南海看望了毛泽东以后，回家途中，绕到华国锋家里，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他。表面上顺便串门，实际上是有意了解他的态度。看到七十多岁高龄的老帅来访，华国锋虽是第一副主席，也有点受宠若惊。一番寒暄之后，叶剑英找了一个话题： “现在有的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这种做法，我看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 华国锋当然知道“有的人”指谁。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这一了解，使叶剑英心中多少有了一点儿底。 9月10日，即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叶剑英来到了华国锋家里。叶剑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 “现在主席去世了，你对这个局势怎么想啊？” 华国锋指着茶几上的茶杯，请叶剑英喝茶。然后，自己端起杯子呷了一口，这才说道：“这个，我还没有想好哇。” 叶剑英认真地说：“你没有想好，人家可是抓得紧喽。”叶剑英把“人家”二字咬得很重。停了停，他接着说：“有主席在，有些事情不好处理，现在主席逝世了，你就要站起来，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该下决心的要下决心啊！”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道：“难哪！”接着，他把话题扯到了保护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上。因为据有关专家报告，遗体防腐在技术上还有一两个环节没解决好，他颇为此担心。 打铁要掌握火候，做人的工作也要注意分寸。这一次，看来只能谈成这样了。叶剑英告辞了。 “这样下去不行呀！”叶剑英心里思忖：“一定要做通他的工作。” 接连几天叶剑英又反复多次找华国锋谈。叶剑英仔细地给他分析了所面临的局势，希望他能站出来，负起斗争的责任。 几天以后，叶剑英再次绕到华国锋家里，第四次找华国锋谈话。这一次，叶剑英从历史讲起，讲了我们党历史上的几次危机和转折。 华国锋对此听得很认真。 叶剑英注意到了他表情的变化，立刻问道：“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 华国锋将身子向叶剑英探了探，说：“叶帅，你讲的那些我都赞成。不过，党内还有那么多老同志，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叶剑英说：“你应该多到老同志那里去走走，多找他们谈一谈，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嘛。” 华国锋搓了搓手，显出为难的样子，说：“叶帅，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个人水平不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也很低。在老同志面前，论党龄，我是晚辈。论年龄，我也是晚辈。我去找他们，他们不理我怎么办？” 叶剑英明确表态：“我支持你。你去找他们，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能站出来斗争，老同志们不会不支持。” 听到这话，华国锋“嚯”地一下从沙发里站了起来：“只要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 叶剑英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了华国锋的家。当晚，他回到西山，立即打电话把粟裕、宋时轮两位将军叫到住地，高兴地对他们说：“今天我说服了华国锋，他终于同意干了。先给你们吹吹风，打个招呼。”他用手指着粟裕说：“华可能找你，你作好准备，好好同他谈谈。” 好比修铁路，遇到了大山，需要打山洞。叶剑英感到，这几天的努力，如同打通了一段岩石坚硬的隧道。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另一段需要打通的隧道。这段隧道，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部负责人汪东兴。这个人的态度和倾向，也是颇为重要的。 对于汪东兴，叶剑英倒不陌生，汪长期担负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文革”以来，他的权力日益扩大。毛泽东是至高无上的统帅，其他人包括像叶剑英这样的党中央副主席，如果要见毛泽东，都必须通过汪东兴。汪同意才能见。 他亲自给汪东兴挂电话，语气亲切而严肃：“东兴同志，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主席的安全。现在毛主席去世了，你要看管好主席的文件、档案。这些东西要一一清理登记。暂时来不及清理，一定要封存起来。” 他还提醒汪东兴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加强对毛泽东主席文件档案的保卫工作。 汪东兴表示：“请叶副主席放心，我一定把主席的东西看管好。” 江青差不多两三天没有合眼，她除了和人谈话，就是打电话。当她独自一个人在屋的时候，也是反剪着手，不停地在卧室里转来转去，陷入思索和焦虑之中。 毛泽东逝世那天，她就一个人跑到毛泽东的书房和办公室，寻找了两个多小时，取走一批丈夫的手稿。这些材料，都是至关重要的无价之宝。凭着它们，就可以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号施令，而没有任何人敢违抗，说半个“不”字。 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想劝阻她，不让她拿走毛泽东的手稿，但江青杏眼一瞪，没好气地对她说：“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帮我把主席的遗物找出来！我是主席的未亡人，主席不在，这儿就是我说了算！” 现在，她望着桌上的这批书稿，心乱如麻，尽管她料定会有这么一天来到，可当这一天真的来了的时候，她却感到手足无措了。毛泽东在世时，她有恃无恐，现在呢？头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有人公开顶撞她，而那么多人竟一声不吭，她感到非常气愤。眼下，最要紧的是党中央究竟由谁来挂帅呢？ 华国锋靠不住，叶剑英不能用，王洪文太年轻，撑不起架子，张春桥行吗？ 江青走向电话，用颤抖的手拨了一个号码。 张春桥接到电话就往江青那里赶，他知道这个时期随时都可能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他望着江青那气鼓鼓的脸腮，轻轻地摇摇头说：“江青同志，要沉住气，斗争是可以预想到的，这并不奇怪，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是的，你看，我把主席的遗墨、书稿都抢先弄到手了。 这些东西到了他们手里，还不知道会篡改成什么样哩。” 张春桥走到办公桌前，随手翻了翻那些文件和草稿。江青到毛泽东住处取这些东西，他并不知道，但他翻阅以后，脸上却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笑容。他岔开话题问道：“远新同志把毛主席临终前的指示整理好了吗？” “不知道，我记得嘱咐过他要抓紧的。” “这是最要紧的。”张春桥沿着地毯的边沿走了两圈，很有风度地打了个手势说：“主席生前没有写出遗言，只有他说过的话作为临终嘱咐了，所以，远新同志整理出的这个文件十分重要，它将是中央全会上的重磅炮弹。” 江青顿时明白过来。她刚要说什么，旁边那台白色电话又“嘟嘟”地响了起来，她漫不经心地抓起话筒，刚说了几句，她的脸突然变了，连声调走了样：“什么？让我把毛主席的书稿、文件都交给办公厅？笑话！天大的笑话！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主席的妻子，是主席遗产的继承人，我有这个权利！” 话筒里传来一个坚定的语调，张春桥听出那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声音。汪东兴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点，主席的所有文件档案都是党的最高机密和遗产，因为主席是全党的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主席，你取走的那些书稿还是应该交回来，由中央办公厅保存为好。” “这是什么话，难道江青同志不是属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吗？”张春桥在旁边插话道：“这是一种把主席和您分割开来的论调，具有明显的分裂性质。” 这话立刻点起江青心中的怒火，她冲着话筒大声说：“你，汪东兴同志，有什么权力敢对我这样说话？主席遗骨未寒，你就想赶我走吗？你想干什么？” “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希望你也按照共产党员的纪律办事。我是奉命而办的，奉命而办的。” “好，你告诉我，他是谁？” “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 “好，那你让他来找我吧！”江冷笑一声，“砰”地扔下了话筒。她把身子转向张春桥，咬着牙说，“你看到了吗？主席刚刚归天，他们的面孔就都露出来了。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得很哟。” 张春桥等她消下气后，才慢慢地说：“落一叶而知秋，毛主席虽已离开我们，但不可能不在这些人身上产生影响和作用。华国锋这个人不足为虑，叶剑英这个人却值得警惕，他是我们的老对手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我们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是对我们仇恨。我和洪文、文元说过，这些人与邓小平基本上是一个思想体系，一旦时机成熟，是会找我们算账的。” 江青把嘴一撇说：“那个老家伙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他们能有多大的蹦跳头？再说，我们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早都知道了，他们不会有多大的市场和能量。” “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春桥小声提醒她，但江青并不考虑这个，她的思路就像一群捉摸不定的小鸟，忽而东，忽而西，她的话题又突然转到党中央的领导上，问张春桥：“你对中央主席的人选，有什么考虑？” 张春桥听了一怔，思考了一下，谨慎地说：“在毛主席逝世后的一个时期内，我的意见是维持中央的集体领导，现在主要是你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没有确立，使你的作用发挥有限。” 这话说到了江青的心坎上，她信口开河：“现在要是还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那阵子就好了。我一句话可以调动起千军万马。刘少奇、林彪是谁打垮的？还不是我！”说到末尾的字，她觉得有些不恰当，又加了个“们”字。 而后，她似乎是一位大政治家似地站起来，踱到窗口，望着窗外的景色，感慨地说：“春桥，有人总是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仿佛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实，政治更是一门奇妙无穷的艺术，你说对吗？” 张春桥微皱了一下眉头，低声说：“由于过度悲痛，我一下子难以思考更多的事情，现在需要办的事太多了。” “关键是要化悲痛为力量。”江青又接上了茬。 “这句话很重要，所以你要节哀，注意保重身体。我刚刚听了一个汇报，说毛主席的遗体保存下来很不容易，苏联保存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体，所用的科学方法始终保着密。据越南的同志讲，遗体的保存一般要在逝世后的4小时之内处理，他们保存胡志明的遗体时请了苏联的专家。现在我们已经延误了好长时间，我已通知有关人员，务必抓紧办这项大事。” “别！”没等张春桥把话说完，江青就摆手制止住了他，颇感兴趣地说：“好呵，这件事情是华国锋亲自抓的，他把事情搞成了那个样子，我看他怎么向全党交待！你以后别插手这件事，洪文和我也不插手，我们都不管了，看他怎样处理！” 张春桥听了，拍着手说：“你的这个决策非常正确，非常英明！我向迟群同志布置过，让他注意研究苏联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篡权的教训。中国的修正主义者阴谋很难得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您的作用。有些反革命分子骂您是武则天，我对他们说，江青同志超过武则天一百倍，武则天怎么能和您同日而语？” 现在，“四人帮”的一项阴谋计划，正由帮内最年轻而职务又最高的王洪文具体实施。他布置秘书廖祖康、米士奇，架起17部电话，直接与各省、市、自治区通话。他口授了两条指示：一、在为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 “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秘书问。 “不，不，不，”王洪文连连摆手，“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11日晚和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米秘书的电话，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 接电话人立即将电话记录转呈给本省主要负责人。 华国锋接到张平化的电话，马上派人调查事情的真相。没过多久，调查人员就向他报告：王洪文在紫光阁架设了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要求他们：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直接向他和张春桥等人指示。 华国锋听了调查人员的汇报，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现出愠色来。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就擅自定了，竟瞒着我这个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是想干什么！他连忙叫秘书给汪东兴打电话，通知汪东兴马上到他的住处来。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汪东兴进屋后，听了华国锋说的王洪文的情况，心里很不安地搓着两手说：“江青取走毛主席的手稿，我又给她去了电话，让她交出来，她不交。看来她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王洪文除了听江青和张春桥的，恐怕……” 华国锋这回真是气坏了，他猛地一拍茶几，说：“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剑英同志也是副主席嘛，怎么能把我们都架空呢？你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一切重大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汪东兴走后，华国锋又给叶剑英打了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老帅默默地听完他的陈述，只说了两个字：“很好！” 办公室里只剩下华国锋一个人了。他的目光停留在墙上挂着的毛泽东的照片上。照片上的毛泽东不是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频频招手的那种神态了，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脸上、手背上满是黑斑和干巴巴的皱褶，连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着。但他只要活着，就具有统帅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没有任何人敢在他面前说半个“不”字。 现在，这种无上的荣耀即将落在他的头上，一种兴奋的不安不时地袭上心头。 “国锋同志，你好啊！” 一种拖长的声调，忽然冲进他的耳朵。他的神经一震，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不知怎的，华国锋每次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就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紧张感和压抑感，就像一种条件反射。他转过身来，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江青在屋里出现了。她身穿黑衫，披着一件黑披风，戴着黑眼镜，一边解披风上的钮扣，一边眯着眼睛盯着华国锋。 华国锋下意识地欠了欠身子，把江青让进沙发里，然后亲自给她倒了一杯水，端在她面前，谦和地笑了笑，说：“本应该到你的住地探望你，表示一下慰问，可这几天工作太忙了，实在安排不过来。” “情我已经领了，我得谢谢您了。”江青瞥了他一眼，用一种软绵绵的、略带沙哑的口音说：“主席不在了，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寡人、有许多事不得不求到您的名下了。毛主席选择一个人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总理时，我是保荐你，支持你的。我认为你老实、本分，对主席忠心耿耿，对邓小平一伙的右倾翻案活动也有所抵制，比其他人强嘛。这些情况，不知你知道不知道。” 华国锋皱皱眉头，耐着性子说：“主席生前对我的关怀和恩情，我终生不会忘记。我也不会辜负主席对我的期望，一定要继承老人家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好了，好了！这些漂亮话我听得很多了！”江青毫不客气地打断华国锋的话，鼓着腮帮子说：“主席已经去世，关键是看你对活者的态度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谨！” “你应该支持我，支持我的工作！刘少奇、林彪反对我，想害我，结果是暴尸荒丘。” “你的话扯远了。”华国锋实在有些忍耐不住了。“你回家休息去吧，我们谁也没有反对你嘛。只要你和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搞好团结，大家谁也不会难为你的。” “可是，有一件事需要很快决定下来。你先别插话，让我慢慢说，我这个人最怕我说话的时候被别人打断了。”江青拐了很大的弯子后，才亮出了她这次的来意：“主席的档案文稿很重要，许多文章都是主席生前和我商量后才写的，我考虑再三，觉得主席的所有文件、手稿，还是交给我保管、整理为好。苏联的列宁逝世后，他的文稿是由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我们应该仿照革命时的苏联这么办嘛。可是，我刚去主席办公室看看，有人就要赶我走，主席遗骨未寒哪。” “你说得有些不对啊！”华国锋伸直腰，加重语气道，“主席的手稿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遗产，我们要中央办公厅保存起来，其实是为了使全党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嘛。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 “照这么说来，我要保存和整理我丈夫的手稿，是有了罪啦？”江青的话里充满了威胁，她紧抿着嘴唇，嘴角旁的一题小黑痣似乎也在微微颤动。 华国锋站起来，放缓语气说：“只要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意由你保管主席的手稿和文件，那我也没意见。现在我们都忙着毛主席的治丧工作，这个问题等主席的追悼会开过以后再说吧。” 江青无奈，也跟着站起来，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说：“关于主席遗体的保存问题，我不参与了，洪文、春桥同志也不参与了，你们看着办吧！” 华国锋一怔，不由得问她：“为什么？” 江青淡淡地一笑，鼻子一哼，说：“我们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一切都是听你们的，我们不是跟着当傀儡吗？与其被别人捉弄，不如我们干脆退出来痛快。”说完，她将黑披风往身上一披，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春桥正在钓鱼台他的住地等候消息。 毛远新和姚文元早已到了。等江青和王洪文先后来到后，姚文元便把拟定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名义发的文章副本分给每人一份。这篇题目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文章，要以醒目的字号，公布一条“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嘱咐。当他们都读完社论时，张春桥问其他人：“怎么样？” “很合乎逻辑。”江青说，“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是对我和远新同志讲的，由远新同志负责记录的。同志们知道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指什么？就是主席生前发动的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组成部分。 只有我们，才有对主席指示的解释权。今天我向华国锋正式提出，把主席生前的书稿和档案交给我和远新来保存和整理。他含糊其词，骨子里是不想交给我们。他想步邓小平的后尘，没门！” 毛远新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很干脆地说：“这个权一定要争。我是主席生前指定的联络员，也是主席最放心的亲属，我不整理谁整理？至于伯母，那就更别说了。整个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要是没有她的指导，要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张春桥一直阴沉着脸在思考问题，他把事情看得不像他们想的那么严重。他知道，主席的逝世将使政治局的权力天平发生很大的倾斜。 大多数人将不会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除非他们手里掌握着足以威慑众人的秘密武器，即始终对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公开的那部分毛泽东的手稿。想到这里，他不得不佩服江青考虑问题的敏锐性，她很快就想到占领政治的主动权上去了。 “华国锋不是要等主席的追悼会开过以后再研究这类问题吗？好，我们就睁大眼睛，看他如何动作。政治上我历来是主张‘欲擒故纵’的，毛主席也一贯采取这样的策略。追悼会开过后，远新同志就向他请示，问他是继续留在北京还是回沈阳去。他要是让你回沈阳，那他的用心就很清楚了。等他修正主义的面目暴露无遗后，我们再反击！” 王洪文一向以“少壮派”自居。他听了张春桥的话后，冲着江青点点头：“我同意这个安排。请大家放心，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中国人民，是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的，不管是邓小平，还是什么大平、二平，谁要违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这几个人的碰头会，一向是在乐观的气氛中结束的，江青、毛远新的公开活动，是张春桥等人的档箭牌，似乎他们一活动，政治上的胜券就稳操在手了。这篇文章没再仔细推敲，就这样通过了。 第二天，毛泽东的临终嘱咐随着这篇社论传遍了全中国，传向全世界。 叶剑英很快地看完了当天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拿出红蓝铅笔，在“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下划了两条红杠。他像愤怒的猛虎，呼地站起来，朝着宽大的窗户气愤地喊道：“真是大白天活见鬼了！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个‘临终嘱咐’？主席去世多天，怎么我一点也没有听说？” 叶剑英琢磨了一会儿社论，就拨通了李先念的家中电话： “喂，您好哇！现在干什么呢？哈哈，也在读报看书哇。看到老人家的那个所谓‘临终嘱咐’了吗？这件事你知道吗？不晓得？对喽，既是临终嘱咐，为什么政治局会议上不传达？你的问题提得好！是的，我先请示请示第一副主席再说。” 叶剑英刚拨通电话，忽然想到了什么，抓话筒的那只手又放下来。他按响了桌上的电铃，一位穿着便服而具有军人风度的年轻秘书走进来。 “马上备车，我要出去换换空气。” 院子里响起了嗡嗡的轿车发动声。 叶剑英出了卧室，把头上的军帽整了整，抬了一下左臂。 那辆发动的轿车开上台阶，连停都没停，就朝院外驶去。3分钟后，又一辆黑色轿车驶上台阶，叶剑英自己拉开旁门，钻了进去，和司机悄声说了地名，轿车便箭一般地驶了出去。 叶剑英还没落座，华国锋就从内室的门内走出来。他的变化使叶剑英很吃惊，脸上干巴巴的，显得很憔悴，眼皮耷拉着，好像几天没睡觉似的，手里拿着几页文稿，像是正在准备毛泽东的悼词。 “刚才是您来的电话吗？我刚接起来，就没声了。”华国锋说。 叶剑英点点头：“这个问题在电话上说不安全。想了很久，还是和你面商为好。” “你是想问今天报刊上透露的那条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是的，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你应该知道这个嘱咐，当然，如果是真有的话。” “不，我丝毫不知道这件事，也从来没有任何人给我汇报这件事。” “什么？”叶剑英睁大了眼睛，“你作为主席的接班人，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怪了，主席的临终嘱咐不对你讲，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所以，我敢断定，这是伪造！” 华国锋的脸色从白变红，手里的纸也微微抖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他们这样干，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难道敢干这种事？” 叶剑英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装扮成毛主席的化身，好像毛主席给他们有什么特殊交待，这样他们才能盗名欺世，好篡党夺权！” 华国锋的脸又由白色变成灰色，他把手中的材料扔在茶几上，长叹一口气，说：“这件事暂时不要和任何人讲，看看下一步形势发展再说。” “总理啊，你再看下去，大权就会旁落了！我叶剑英今年79，没多大活头了，但是我不忍看着毛主席领着我们这些老家伙浴血奋战一辈子打下来的江山断送在那帮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手中哇！” 叶剑英为了让这几句话对华国锋起作用，稍微停顿了几分钟，然后，又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只要你果断地下令，我保证让军队和老同志们都听你的！” “你是说……” “9月18日，毛主席追悼会后，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华国锋很快意识到什么，慌忙摆手道：“不不。剑英同志，你要冷静，千万要冷静！不到紧急关头，千万不能采取过激措施。毛主席刚刚逝世，全国、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弄不好会出乱子的。” “你怕，可人家不怕啊！”叶剑英深沉地笑了笑，“等到人家羽毛丰满的时候，你我下手都晚了。这几天，王洪文看得我很紧，又搬到我这边来住了。而且他们活动频繁，很不正常。发表这样的毛主席的指示，事先也不请示，弄得密不透风，这不很说明问题吗？” 华国锋端着茶杯，来回转了几圈，一声不吭。忽然，他想起了毛泽东今年3月份和他的一段谈话。 那天，他向毛泽东汇报完工作后，毛泽东似乎无意之中提到了叶剑英。毛泽东问他：“你和他交往多吗？”华国锋很诚实地摇了摇头：“除了开会，私下里我们很少接触，对他了解不是太多。” 毛泽东含混不清地说：“叶公是个明白人哟。‘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两句话送给他最合适。八一南昌起义，他有功，是大功哟。长征中，张国焘要叛变，要就地解决我们，也是他报的信。你和他共事，要好好地研究研究他。叶公是值得研究的哟。” 华国锋费了好大的功夫，来理解毛泽东的谈话。他回到家里，找来有关资料，查明了叶剑英在党的历史上有两次重大功绩。 1938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北平失守，太原失守，华国锋的家乡山西交城县也被鬼子占领了。年仅17岁的华国锋在抗日救国的教育下，和爱国学生一道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当他从县委书记和游击队队长嘴里听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名字时，内心里充满了对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尊敬，同时也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神秘感。 他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和这些大人物一起共同商量国家大事，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任，更没想到他会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些劳苦功高的老革命家竟屈居于他的领导下。 历史的进程有时像淘气的孩子，专门和人开玩笑。1940年，华国锋担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主任的时候，有人还担心他“太嫩，怕压垮这位后生”。5年后，他就担任了交城县和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这下，没人再说他不行了，带之而来的是一片夸奖和赞扬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命令山西的一部分地方干部随军南下。有些人恋家怕苦，怕“死在异乡”，说啥也不愿去。气得一位搞动员工作的将军拍着腰里的盒子枪说：“谁不听从调令，小心老子的枪走火，毙了他！”话音刚落，华国锋就站了起来，第一个报名，到湖南湘阴县当了县委书记。两年后的夏天，他又调任湘潭县委书记。 湘潭是毛泽东的家乡。华国锋上任的头一天，就来到这位伟人的诞生地。他指示当地乡政府，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说将来会有中外友人和群众来这里瞻仰。他预言对了。很快，湘潭就出了名，华国锋也理所当然跟着湘潭出了名。这件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国锋率领干部群众大干苦干，很快改变了湘潭的面貌。 第二年，他又由县委书记提拔为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从互助组、合作化、大跃进到反右派的斗争，华国锋一切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行事，经常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工作。他那谦虚的言行和憨厚、忠实的外表，赢得了毛主席的绝对信任。195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亲自提名，让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像火山似地爆发后，华国锋犹豫过、彷徨过，他也并不太理解这次运动究竟要干什么。但是有一个信条他没忘记：毛主� |